短评
一直想找一些关于腐败的研究，原因是它广泛存在于各种制度和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但是比较深入的研究却不多见（可能因为定量研究困难）。
这本是韩国与菲律宾有关腐败的比较研究。作者反复强调，韩国和菲律宾尽管在文化、地理和经济模式上有显著不同，但是两国在现代的发展路径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是本书比较的基础。这些相似之处包括：都曾被日本占领，二战后都曾经有美军驻兵，经济活动都高度依赖外来资金，经济发展中的腐败都很猖獗。
作者创新性地提出了政府和商界权力的集中度的四象限，结论大概是：韩国在发展时期因为政府和商界权力都很大，双方形成共谋，减少了交易成本，降低了腐败；而菲律宾一直在两者一方强、另一方弱的局面里摇摆，增强了某一方的寻租能力，减少了制约，增加了腐败。这个框架挺醒目的，遗憾的是主要还是定性分析。
笔记
第一章 问题与理论
尽管金钱政治——腐败和裙带主义——通常被认为是阻碍了经济增长，但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它事实上却是有益的。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结构通常比较虚弱。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由政府和商界精英构成的小而稳定的系统中，如果它们之间存在着权力的平衡，金钱政治事实上能减少交易成本。并使长期的合作协议和投资行更富有效率，尽管这也便宜了那些极少数的相互勾结的有钱人。
将单个的政策选择（比如，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和特定的制度安排（官系机构）视作彼此孤立的事件，是不明智的。制度和政策是中介变量，更大的制度环境——一本书所指的政商关系——会对任何特定的问题构成影响。制度和政策都涵盖了很多的内容。
我提出一个模型来描述韩国和菲律宾的腐败模式。这种关于腐败的高度程式化的模型依赖于从政府一商界间关系到生产者一消费者问关系的一系列类比。通过观察商界是集中的（concentrated）还是分散的（dispersed）。观察政治领导是凝聚的（coherent）还是碎片化的（fractured）。我们可以画出一个矩阵来预测腐败的程度和类型。其中最有意思的组合便是，如果国家和商界都很强大且集中，那么这将导致一种“相互挟技”的情况，双方都将可能获得收益。而机会主义和掠夺行为将受到抑制。
租金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得以创造，但首要的方式是通过国家的干预。国家运用其权力操纵价格和市场进而创造租金。比如，通过限制商品进入该国的数量，进口执照创造了租金；那些能够进口这些受限商品的行为体，能够以更高的市场价格出售这些商品，因而获得了租金。通过干预，政府给商界创造了激励以影响政策制定。当商人通过行贿、私人纽带或者其他一些方式来试图影响政策制定以取租金时，腐败就产生了。租金的数量和分配因此也就成了国家和商界相对力量的函数。
韩国和菲律宾的腐败都很猖蹶。从一般的选举政治、经济决策、税收到国家日常事务的管理、腐败无孔不入。两国相似的制度结构导致了相似的金钱政治模式。然而，韩国和菲律宾却有着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而影响它们各自金钱政治模式的约束和激励也不同。腐败在韩国虽然也很盛行，但强势商业阶层和有凝聚力的国家之间所形成的共谋关系，对其构成了约束。这种亲密的关系能让彼此都受益，但谁也没有能够压服谁。尽管两者都不停地抱怨对方缺乏合法性，但彼此却相互倚靠和需要。相反，腐败在菲律宾却像一个钟摆那样摇晃。当其中一方（国家或商界）压倒另一方获得了绝对权力时，它将很快塞满自己的口袋，直到下一个轮回时财运发生逆转。
政商关系是理解金钱政治模式的关键。不管是政治精英还是经济精英，谁的手中掌握了过多的权力，都会滥用无度，其表现形式就是寻租和腐败。精英间的权力平衡有助于减少态意妄为和胡作非为。
第二章 比较韩国和菲律宾
尽管有许多不同，但菲律宾和韩国在很多其他方面却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的方而对于我在本书中将要回答的问题十分重要。这两个国家都曾经被日本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曾经有美军驻扎在它们的领土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菲律宾和韩国的经济活动都高度依赖外来资金。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韩国和菲律宾的很多相似之处继续延续。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韩国和菲律宾都受制于强大的国际压力，而不同的殖民经历为日后韩国的发展和菲律宾的落后埋下了伏笔。美国对这两个国家施加了重要的但却截然相反的影响。但后来的发展都是，旧的秩序在韩国日渐被摧毁，而在菲律宾却被逐渐强化。菲律宾的精英倾向于通过与美帝国主义者的亲密关系来实现其地位的合法化。相反，韩国的精英会因为与日本殖民者的勾搭而声名狼藉。因此，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加强了既有的结构，而日本的殖民主义却导致了韩国既有政治结构的衰败。根据这个模型，在刚刚独立后的20世纪40年代晚期，韩国的权利分配远比菲律宾更具有灵活性。菲律宾传统的精英保留了权势，而在韩国，被地主（yangban）所独享的那些权利已经开始瓦解了。
有一项共识认为，日本的殖民主义为之后韩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在当时对韩国经济的重大转型产生了影响，而且还对韩国日后的长远发展产生了影响。关于这方面的作用，我们必须把美国的影响也考虑进来。韩国和菲律宾是亚洲仅有的两个烙有美国制度印记的国家；确实，两个国家都建立了以美国为模板的总统制。
在20世纪 50年代早期，韩国就实施了彻底的土地改革，而直到 20世纪90年代，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都还未着手全面而统一的土地改革。产权改革对于奠定韩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来说至关重要，而这一改革最初是在美国军政府的强制下进行的。土地改革之所以重要，有几个原因。第一，土地改革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第二，土地改革解放了劳动力，以前被佃农契约束缚于土地的农民现在可以自由迁移到城市。最后一点，土地改革打破了土地寡头的权力，而他们向来最反对工业化政策。
在韩国，土地改革的推进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美国驻构军事管制政府（USAMGIK）主导，它将过去被日本占领的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这占韩国全部耕地的13%。第二阶段由李承晚实施，他以此作力打破地方头统治权力的手段。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于 1950年2月2日通过了一项土地改革法案，土地拥有者提供政府债券来购买既有的日本工业。截至 1954年，韩国全部耕地的40%被重新分配。尽管韩国的土地改革是局部的和渐进的，但是它成功地摧毁了数个世纪以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度。这场重新分配产权的行动对韩国的发展至关重要。
韩国和菲律宾之问的另一个差异就是外部威胁所起的作用不同。本书的核心论点是国际安全环境限制了一国领导人向国内作出可信承诺的能力。在没有重大外部威胁的国家，领导人就不太有压力去作出可信的承诺。而切实的安全威胁增强了领导人的动力，去监督官僚并减少经济行为体的投机主义。
虽然菲律宾可能不存在外部威胁，但对民主政体的内部威胁却确实存在。从“胡克运动”（Huk Movement）时起，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种威胁被大幅降低，此后它并非构成对共和国的真正威胁。而更多地成为当局实行镇压的借口。虽然美国和菲律宾精英阶层试图给游击运动贴上共产主义渗透的标签，而事实却是，“胡克运动”是农民遭受地主压迫而长期积怨的结果，它是一场民族主义的运动。教育、机会和财富的收益全部掌握在精英阶层手中，而且农民和地主的鸿沟不断加深。
然而，言辞比事实更重要，对马科斯来说，“共产主义”运动比一个小的骚乱更具危险性：这也成为颁布戒严令和实施镇压的合理借口。1972年，马科斯以共产主义对新闻界的颠覆为由，对新闻媒体实施管控。虽然新闻界确实有民族主义（有时是马克思主义）倾向，但是，所谓共产主义渗透进传媒却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危险。美国心里也明白，这种威胁在20世纪60年代末并不存在。
美国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为了维护马科斯政权的生存。正如参议员富布赖特（Fulbright）1969年所说：“我们会一直用我们的影响力来维护现状……这难道不是必然的吗？我们将一直抵制菲律宾政府政治和社会结构的任何变化。”
与菲律宾截然不同，韩国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威胁，这促使韩国人致力于推动工业发展，并积极与美国保持军事和安全的纽带。进入20世纪80年代，韩国继续依赖美国的大力支持，但美国对韩国的承诺却适时而变。正因为美国保护韩国的许诺并不稳固，这迫使李承晚和朴正熙必须面对两种前景，一是美国持续承担保护韩国的义务，一是美国撤离朝鲜半岛。
朴正熙最重要的一个行动便是向越南派遣韩国军队。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官方已经开始考虑，如果需要更多的部队，就将韩国的第七师和第二师从朝鲜半岛派遣至越南。这种部署既使美国承担了向越南增援军力的责任，又解决了韩国希望保持美国军队留驻朝鲜半岛的问题。最终，“白马”和“猛虎”两个师的48,000名韩国士兵被派驻越南。美国政府同意，如果韩国派驻更多的部队到越南，美国就不会擅自从朝鲜半岛撤出自己的任何部队。另外，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将专门为韩国经济的发展提供1.5亿美元的援助，而且，美国将承担韩国军队驻扎越南的费用。美国除了支付韩国驻越部队的所有费用外，还考虑允许韩国向越南出口。就这样，1966年，韩国在越南全部收益的80%回流到韩国。同时，韩国向越南的出口额达3600万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8%。但根据韩星洲（Sungjoo Han）的统计，1965年至1969年问，通过对越南战争的介人，韩国从中总获益达5.46亿美元，占该时期全部外汇的16%。
制度：技术与官僚统治者
本章我将提出一个核心论点，它将涉及三个相关的问题。我的主要论点是韩国与菲律宾都由当政者统治并制定政策，官僚体系毫无疑问是服从于整个政权利益的。在官僚体系的安排上，韩国与菲律宾的核心差别不在于国家自主性——两国都由政治家监管官僚体系，包括官僚体系内的人员配备。技术精英治国论者关于公共行政的观点忽视了官僚体系运行的外在政治环境。对韩国来说，忽略政治尤其存在问题，因为韩国的官僚结构使得总统得以对许多官僚机构进行完全的掌控，从而限制了官僚体系独立运行、任人唯贤和防止社会利益介人的能力。在影响韩国与菲律宾发展的因素当中，官僚组织的作用比政治力量的作用要小得多，所谓的政治就是统治者与社会力量的关系，统治者位于官僚体系之上，他为了维护权力而需要去闭结或者打压社会力量。
韩国和菲律宾曾经历的金钱政治。在程度和形式上都十分相似，而非截然不同。金钱渗入了两国的常规政治选举、经济政策制定、征税以及国家正常运转之中。与马科斯治下的菲律宾类似，韩国的腐败现象也十分严重，从朴正熙上台之前到后朴正熙时代都是如此。
正是财阀所拥有的权力使得这个过程一直没有失控。这进而凸显了财阀的重要性。财阀“太大了以至于不能失败”。
第五章 菲律宾“随风倒”的政商格局
本章的中心论点是，菲律宾的权势格局表现出强烈的“随风倒”的特点，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的关系就像金属滑向磁铁一样。在民主时期。社会占支配地位。商业精英洗劫国家。而在戒严令下，权力倒向以费迪南德·马科斯首的强大的政府精英。与韩国的朴正熙政权相比。马科斯政权的自主性更高、集权程度也更高，并不具备类似朴正熙时代的激励或制约因素，以至于它转而能大肆掠夺社会。
菲律宾政治的腐败态势像钟摆一样，在民主时期的社会统治和马科斯治下的国家统治之间摇摆。政商之间的这种摇摆态势可能来回反复，但从来没有达到一种可以制约腐败的平衡状态。本章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讨论民主时期社会如何能劫掠国家。第二部分阐述马科斯如何能在戒严令期间分化和驯服精英。最后一部分比较了韩国和菲律宾的腐败情况。
结论：韩国和菲律宾都存在各具特点的腐败现象，即以政治献金来换取优惠的经济政策。两国的统治者都致力于推动一项旨在运用腐败来维持权力的政治议程，腐败是他们众多不同的可随意支配的工具之一，而商业利益也在可能的时候寻求政府的干预。确实。相似的制度结构导致两个国家表而上相似的政治行为何金钱影响力模式。但是，制度并非决定性的：韩国和菲律宾的社会组织结构不同，并且。统治者和精英多年来面临不同的限制和激励因素。这些差异塑造了两国的腐败模式。韩国的腐败量然是地方性的，却受到强大的商业阶层和强国家共谋的制约。两个行为体都能从彼此的亲密关系中获益，不过谁也不能占得上风，而且，尽管每一方都经常抱怨对方完全不称职，但是他们需要并依赖于彼此。机反，菲律宾的腐败像一个钟摆一样来回摇晃。不管哪一方获得了统治权，上位的一方便忙着中饱私囊。但风水总是轮流转，一旦出现时运不济的麻烦信号时，其他人就会赶紧跳下车，争先恐后地投奔新的主子。只有在马科斯政权衰落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混乱时，菲律宾人才显现出真正变革的迹象。
第六章 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和1997年金融危机
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解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将责任归于国际经济体系，强调流动性渐强的全球资本的影响力、以及缺乏监管的市场导致金融危机迅速变延。
第二种观点，正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Kragman）所坚持的。要关注亚洲国家自身的问题，强调其金融部门的脆弱性、疏于监管的经济，以及奖励腐败和裙带主义的政治体制。这一观点强调“道德风险”的作用——政府对银行进行担保，削弱了银行对放出的贷款进行有力监控的动力。政府由于政治原因不会让公司或银行倒闭，基于这一考量，公司被允许进行巨额贷款，而这些贷款的额度已经远超经济理性。
从我的模型中可以直接推导出韩国面对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不堪一击的三个原因。第一，对政治分脏的需求增加。将政商关系的天平从政府转向商界。第二，即便在20世纪90年代，韩国的法律和企业制度依然非常落后。第三，在国际资本流动增强的背景下，韩国大企业集团的产能过剩和经营过度多样化令其在国际投机的攻击下脆弱不看。
结论：韩菲两国的金钱政治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各种变化之中。民主化无疑是最重要的制度性变革。这一转型改变了两国的政商关系模式，对两国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韩国，民主化削弱了政府的力量，迫使政治人物不得不获取政治献金而向商界人士提供更多的承诺。参与真正意义上的选举竞争，意味着政治人物需要更多的选举费用，商界精英自然不会错过这一机会。而在菲律宾。民主化却促使政商关系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应该说。寻租和腐败行为的泛滥已经得到抑制。当然，菲律宾仍在继续力根除这些现象而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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