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是100 本书读懂东南亚（二）：革命、暴力与现代焦虑这部分主题阅读的延伸。主要介绍印尼1965—1966年大屠杀后，加害者如何把暴力重演为英雄史，内容主要来自纪录片《杀戮演绎》与图书《杀戮的季节》。
【一】“谢谢你杀死我”
“谢谢你杀死我，带我上天堂。”
死者从瀑布前走来。
一个打扮像上帝的男人穿着黑色长袍站在瀑布前，水雾升起，伴着《生来自由》的旋律，死者走向凶手，感谢对方结束了自己在人世间的生命。
杀人者露出笑容。
他叫安瓦尔·刚果（Anwar Congo），1965年时曾在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的棉兰参与处决被指认为印尼共产党的人。同伴声称，他当时杀了一千多人。
准确数字难以核实，但安瓦尔从不否认自己曾长期从事杀戮。
这不是受害者的宽恕，也不是迟来的和解，而是安瓦尔自己设计的一场歌舞片。他让朋友扮演亡魂，让死者向自己致谢并授予奖章，再说出他设计的台词：谢谢你杀死我。
一场屠杀被改写成通往天堂的路。
刽子手成了死者的上帝。
这部纪录片叫《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在拍摄时，导演没有首先要求加害者认罪，而是让他们按照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比如黑帮片、西部片、恐怖片和歌舞片，重新拍摄当年的经历。
于是凶手们开始写剧本、选演员、设计服装，决定受害者应该怎样哭、怎样求饶、怎样死去。
他们在片子中既扮演自己，也扮演被自己杀死的人。
他们起初以为终于有人愿意为胜利者拍摄一部英雄电影。
【二】1965年的伤口
1965年10月1日凌晨，印尼陆军六名高级将领和一名中尉被一支自称“九三〇运动”的军人小组扣押，随后遭到杀害。此后，陆军领导层将责任归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迅速展开针对印尼共及整个左翼的政治和军事行动。此后数月，时任总统苏加诺的权威逐步被削弱并最终被架空；主导镇压的陆军将领苏哈托掌握军政权力，取代苏加诺，开启延续三十余年的“新秩序”威权统治。
据估计，从1965年底到1966年中，至少五十万人被杀（具体数字难以考证，纪录片里称有百万）；另有约一百万人在未受到起诉的情况下被羁押，其中一些人被监禁多年乃至数十年。
被杀和关押者原本大多属于合法的政治与社会组织。工会会员、农民组织成员、教师、作家、艺术家、公务员，或仅仅与某位左翼人士有亲属关系的人，都可能被划入危险类别。
许多人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被军人、警察或地方民兵带走。随后遭到审讯、殴打和刑求，被筛选为处决对象。
被选中的人往往被塞住嘴、捆住双手，由军车运到行刑地，或被交给地方私刑团体或民兵处决。于是，安瓦尔这种街头人物走上历史舞台。
他们充当了这一场屠杀中的刽子手，处决结束后将尸体丢进河流、水井、湖泊和临时挖掘的坑穴；家属既得不到死亡通知，也无法为死者举行葬礼。
【三】爱看电影的暴徒
安瓦尔年轻时在棉兰一家电影院门口倒卖电影票。
他和一群狐朋狗友属于所谓的 preman，这个词当地一般指混迹街头的地痞或黑帮分子。他们涉足票务黑市、赌场和夜生活生意。
当地政客和混混们把这个词解释为 free man——自由人。自由人不受规则束缚，敢做普通人不敢做的事情。
安瓦尔爱看电影，喜欢猫王的歌舞片，好莱坞黑帮片，也喜欢模仿电影中人物的服装、姿势和步法。
当年，他和同伴站在门口卖票，对经过的姑娘吹口哨。
1960年代初，左翼团体开始抵制被视为美国文化和帝国主义象征的好莱坞电影。部分好莱坞影片被限制上映，票贩子的收入受到影响。安瓦尔说这是自己仇视共产主义者的原因。
1965年以后，这些人因为熟悉当地居民、能够辨认左翼活动者、又乐于使用暴力，迅速变成了反共清洗最需要的人。
【四】铁丝和恰恰
纪录片中，约七十岁的安瓦尔把摄制组带到一栋楼的屋顶。
他说，许多人当年被带到这里时身体很健康，离开时却已成为尸体。最初，他们用殴打的方式杀人，但血太多，地面不好清理，气味也难以忍受。于是，他想出“更干净”的办法。
他把一根铁丝固定在柱子上，让朋友坐在地面，演示铁丝怎样套住脖子、行刑者站在什么位置、怎样从后方收紧。
“这样就不会弄得到处都是血。”
他的语气像工匠在介绍改良的工具。
演示结束后，他在曾经杀人的屋顶跳起恰恰。他说，为了忘记那些血腥场面，自己会放音乐、喝酒、抽大麻。只要醉了，身体舞动起来，状态就会重新变好。
他还说，铁丝勒杀的方法来自黑帮电影。银幕里的黑帮会在汽车后座勒死敌人，再迅速处理尸体。这种手法不制造过多血迹，看起来专业、有效，符合他对专业杀手的想象。
【五】制造敌人
安瓦尔等人的处刑地点对面，是《棉兰邮报》（Medan Pos）的办公室。
报社主编伊布拉欣·西尼克坐在挂满政要合影的办公室里，讲着自己与总统、将军和地方权贵的关系。
当年的被捕者被带进办公室。不论他们怎样回答，报纸都可以修改口供，让他们显得危险、残暴和可恨。
“我的工作，就是让民众憎恨共产党。”
报纸负责杀戮前的准备工作——生产罪名，把一个农民、教师或工会会员改写成不值得同情的敌人。
安瓦尔这种街头流氓负责让人消失。
当安瓦尔和同伴谈起报社内也曾有过处决时，伊布拉欣开始否认。他说从没见过这些行为，真正动手的是下属；只需要一个手势，不必弄脏自己的双手。
1984年，印尼政府资助拍摄了《九三〇运动／印尼共的背叛》。影片把印尼共表现成残忍、淫乱、反宗教的阴谋集团，集中展示陆军将领遇害前虚构或夸张的酷刑场面，却几乎完全略去屠杀的事实。
直到1998年苏哈托下台前，它在每年9月30日前后由国家电视台播放，学生们被集中组织观看，这成为许多印尼年轻人关于1965年最初的视觉记忆。
杀人者是英雄，死者是罪人。
一部由国家导演的恐怖电影。
安瓦尔记得那些放映。年龄最小的孩子坐在前排，有人被血腥画面吓坏。
他却感到骄傲，他甚至说，这部电影让自己的罪恶感消失。看见印尼共被描绘得足够邪恶，他便重新确信，自己做过的事是对的。
【六】邻居的父亲
一群人正在讨论怎样扮演被捕者。
安瓦尔的邻居苏里亚诺讲了一个真实故事。
他小时候由华人继父抚养长大。一天凌晨三点左右，有人来敲门，不断叫继父的名字。母亲劝他不要出去，但他仍然打开了门。家人随后听见他高喊救命，不久声音便消失了。
第二天，他们在路边找到尸体。被藏在一个劈开的油桶下面，头和脚套着袋子，一只脚露在外面。没有邻居敢来帮忙，他和祖父只好自己挖坑，像埋一只山羊那样草草下葬。
此后，家人被赶到树林附近的贫民区，他因此没机会读书，也不识字。
讲到这里，他向周围的人保证：“我发誓，我不是在批评你们。我只是为了这部电影才说这些。”
众人没有继续追问，反倒认为故事太长，应该压缩，以便演员发挥。
接下来，苏里亚诺被安排扮演即将被处决的印尼共。安瓦尔等人蒙住他的眼睛、塞住嘴、捆起双手，让他祈祷、求饶、向家人告别，再用铁丝套住他的脖子。
失去父亲的人，麻木地扮演着被杀死的父亲。
【七】华人的信封
安瓦尔等人所属的组织叫潘查希拉青年团（Pemuda Pancasila），成员穿着醒目的橙色制服，在大型集会上高喊自己是消灭共产主义的英雄。
影片拍摄时距离杀戮已经过去四十多年，青年团仍能举行万人集会，与政客、官员和商人公开往来，介入选举、市场、夜总会和安保业务。
政治人物赞扬这些“自由人”敢于冒险、拥有力量，是国家所需要的群体。青年团领导者则说，如果社会只依靠警察，秩序根本无法维持。
一名地方青年团人物拿着名单走进华人商户的店铺。
他说组织要举行活动，需要资金。他先表现得像多年老友，随后抱怨对方给得太少，要求比平时多拿一点。
商户不断解释自己只有这些钱，但他仍然继续施压。即使面对摄影机，他也不认为勒索是需要掩饰的犯罪。
另一个参与者回忆，1966年曾有人喊出“杀死所有中国人”；他还说自己沿街袭击华人，甚至杀死了华裔未婚妻的父亲。
他们同时承认，那时会按名单上门找华人索要钱财：交钱，可能暂时活下来；不交钱，便被写入名单。
惨剧发生近半个世纪后，影片里的华商最后还是低下头，把钱交出去。
【八】最残忍的是我们
阿迪·祖卡德里（Adi Zulkadry）是安瓦尔过去的同伴。
与安瓦尔相比，阿迪显得冷静得多。他知道影片如果拍得足够真实，可能会击穿政府长期维持的谎言。
“如果电影成功，民众就会发现，他们骗我们说印尼共残暴无比。最残忍的人，其实是我们。”
他提醒安瓦尔：真相没有必要全部公开，甚至上帝也有秘密。
导演问起国际法时，阿迪说，只有战争的胜利者能够定义谁是战争罪犯。
“我是胜利者，我有自己的标准。”
影片规模最大的一场重演，是袭击哥兰村（甘榜哥兰）。
青年团成员穿上制服，拿起火把和道具武器。妇女与孩子被找来扮演印尼共家庭。有人负责烧屋，有人高喊杀光印尼共，有人拖走男人，还有人公开谈论强暴年轻女孩。
随着一声令下，橙色制服的人冲进村庄，追逐、殴打、抢掠和放火。妇女抱住孩子求饶，房屋燃烧，孩子的哭声逐渐超出表演的边界。
现场负责人似乎并不关心演员受到的刺激，而是担心影响组织形象。
他说，这些画面让青年团看上去过于残忍。但几秒之后，他又改变了主意：画面可以保留，因为它能够证明，只要国家受到威胁，他们可以变得残暴，甚至可以更加残暴。
拍摄结束后，安瓦尔第一次表现出明显不适。
他说自己从没想到场面看起来这么可怕。他看着仍在哭泣的妇女和孩子，开始担心这些孩子的未来，担心他们会一辈子诅咒自己。
表演让他短暂地代入了受害者的处境。
【九】“胜利者宣言”
安瓦尔等人拍电影的消息传到印度尼西亚国家电视台。
节目主持人把安瓦尔称为电影明星，询问他最喜欢哪一位演员。随后，话题自然地转向杀人。
主持人惊叹他从黑帮电影学习的行刑方法，说铁丝勒杀是“不残忍、不暴虐、不带血腥场面的独特手法”。
当同伴说安瓦尔杀过一千多人时，主持人好奇地问他杀了这么多人后怎样睡觉、为什么没有发疯。
现场爆发出笑声和掌声。
一名青年团负责人公开说，历史上不存在和解。受害者的孩子没有报仇，不是因为已经原谅，而是因为他们不敢。
“谁敢站出来，我们就把他们杀光。”
赤裸的屠杀威胁，出现在一个国家电视台的摄影棚。
【十】廉价的忏悔
拍摄后段，安瓦尔决定亲自扮演一个被审讯的印尼共。
朋友把他按在椅子上，辱骂他，威胁打断他的腿，夺走他的戒指和手表，再用铁丝缠绕他的脖子。
安瓦尔知道一切都是假的。铁丝不会真正收紧，拍摄会随时停止。
但他的呼吸开始紊乱，眼泪流出来，最后说自己无法继续。
后来他在电视机前重看这段表演，还叫外孙过来。
“看看外公被折磨得有多惨。”
看完以后，他问导演，那些被自己折磨和杀死的人，是否也有同样的感受。他说自己终于体会到受害者的恐惧和屈辱。
导演在画外纠正他：“不是。你知道这是演戏，知道自己不会死。真正的受害者却清楚知道眼前的铁丝即将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不会在喊停以后回家。”
安瓦尔沉默了一会儿，问：
我这是在忏悔吗？我害死了这么多人。
影片最后，安瓦尔再次回到当年杀人的屋顶。
他再次解释受害者如何被带到这里，被铁丝套住脖子，尸体被装进袋子运走。话说到一半，他开始剧烈干呕。
他弯下身体，喉咙里发出声音，却吐不出任何东西。过了一会儿，他试图继续讲述，但再次被干呕打断。
这成为《杀戮演绎》中的著名片段。
把判断留给观众。
迟来的反省？或是廉价的自我救赎？
尾声
《杀戮演绎》完成于2012年，随后获得2013年欧洲电影奖最佳纪录片、2014年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纪录片等多个奖项，并入围第86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
而且它的地位和口碑随时间流逝还在持续上升：在《视与听》影评人评选的史上最佳纪录片榜单中位居第19，在2016年BBC全球影评人票选的21世纪百佳电影中位列第14，几乎成为讨论纪录片题材突破、历史记忆与影像伦理时无法绕开的作品。
很多观众第一次看完这部片，最大的疑问是：
为什么这些人愿意被拍摄？
他们不知道这是在承认自己是杀人犯吗？
21世纪初，导演乔舒亚·奥本海默来到北苏门答腊，与当地种植园工人合作拍摄影片。工人长期接触有毒农药，却不敢组织工会。他们告诉导演，恐惧来自1965年的屠杀。
导演原本想去采访屠杀的幸存者，但不断受到军方和地方权力干预。幸存者反而建议他去采访加害者，因为这些人不害怕谈论过去，甚至愿意公开炫耀自己的经历。
安瓦尔是摄制组接触的数十名行刑者之一。导演发现，他们讲述杀戮时的感觉不仅毫无认罪意味，反而像是在表演“胜利者”的历史。
把摄影机交给加害者，让本片成为纪录片史上少有且极具争议的伦理实践。
1998年苏哈托下台后，印尼进入改革时期，但旧秩序并没有随政权更替而消失。
2001年，一个受害者组织从中爪哇的万人冢挖出约二十具遗骨，准备举行仪式并重新安葬，但棺木尚未动身便遭人袭击。攻击者劈开棺材、把遗骨倒在地上，警方也未加阻止。攻击者宣称印尼共不能进入公共墓地。
此后多年，当地都没有再进行类似发掘。
《杀戮演绎》与导演的另一部作品《沉默之像》在印尼也不断遭到权力干扰。2014—2016年间，两部影片放映及多场1965主题论坛遭审查机构、警方或反共团体阻挠。
国家权力依然在握，屈死者无法昭雪，家人不可哀悼，甚至世人都不能表达同情。
纪录片片尾，多名印尼籍工作人员没有留下姓名。他们的名字消失在一长串仿佛看不完的Anonymous（匿名）之中。
一如被隐匿的历史。
参考资料
🎬 《杀戮演绎》
📙 《杀戮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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