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评
市面能找到的最完整的马华文学史，也是另一个侧面的马来西亚近代史。本书以多篇专业评论的形式辑录而成，是编者在几年内约稿而成，内容包罗万象，几乎囊括了马华文学起源至今的各方面，文学外的艺术形式也略有提及。不完全以时间为序，但编辑功力十分了得，读完对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史有非常全面的了解。
笔记
邱菽园与离散诗学
后来庚子勤王失败，支持维新的邱菽园在清廷恫言祸累家族和质疑康有为义款帐目不清的情况下，二人断交。多年后邱康复交，但邱菽园政治立场已有转变，承顶《振南日报》（1913-1920，后易名《振南报》），支持民主共和，投入梁启超的进步党。
赤道线上的烽火
战前、战后的二十五年间（1930-1955）是马华文学史非常重要的段落，未有国籍的马华文学进入关键的转型期：中间那三年八个月的空白是日本南侵，暴力轻易的扑灭了文学活动。二战前，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左翼文人大量南下，革命文学论述迅速在星马掌握文化主导权。三位奠立马华现实主义论述的文人都在一九三〇年代南下，殷枝阳（周容，金枝芒）1935年南下新加坡，次年（1936）铁抗亦南下新加坡，又两年（1938），方修南下吉隆坡。其中铁抗和金枝芒除以论述确立马华现实主义文学的方向外，还兼具非凡的小说才能，留下了小说经典。方修的成才则在多年以后，以现实主义视角建构了未有国籍的马华新文学史，且以过人的毅力整理、保存了大量文学史料。
1937年7月7日「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作为「后方」的星马文坛也进入抗战动员，抗战动员涉及文艺的各个领域，所有文类都义无反顾的往激情表演、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向发展，诗歌、话剧功能优先于审美，高亢的呐喊取代了静穆的沉思。抗战让华人和中国产生更紧密的联结，有的被鼓动而「回归祖国」参与革命，有的因被英殖民政府怀疑参与马共的行动而被「遣返中国」，因而产生了「归侨作家」，一种反讽的离散，他们写的是一种难以归属的文学。「归侨」中，只有杜运燮作为九叶诗人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学里有一席之地，而戴隐郎的移动路径最为复杂。
1938年后，著名中国作家郁达夫、国际问题专家胡愈之、画家徐悲鸿等顶级菁英也因此南下马来半岛，郁达夫更以他1945年在苏门答腊的失踪给南洋无国籍华文文学留下一笔意义不明的象征遗产。但日本侵略给马华文学造成最严重的损失应是杀害了年仅二十九岁、才华洋溢的铁抗。所幸，若干「日本手」的幸存者也为马华文学留下有限而痛苦的见证——以散文，甚至旧体诗。死在南方的郁达夫，亦遭下旧体诗见证大鸡中的惶恐无助。
郁达夫的南来与失踪
身为最负盛名的「南来文人」，他却没在这多雨的南方留下热下任何小说——即便南洋的异国情调和阴郁明亮原该是最富于浪漫色彩的（如他的晚辈刘以鬯十多年后在星马发表的那些异色的热带风情小说）。其实南渡前，郁达夫的小说生涯就已经结束了。进入一九三〇年代，革命文学话语在中国渐渐掌握文化主导权，集体主义凌越个人。那也意味着郁达夫既有的文学路径显得无法回应时代的要求，很难继续再走下去。即便无法满足南洋青年的期待，他还是努力为抗日尽一分心力，那百余篇分析当新马出版的郁达夫各类选集下国际、国内情势的政论即是明证。简而言之，在战乱的压力之下，郁达夫的写作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可能他也意识到（和晚年的鲁迅类似），能立即回应现实的只有不需复杂形式装置的随笔而不是小说。
在战火中歌唱
有意思的是，《保卫马来亚〉这首作品也成为了「星洲抗敌动员总会」以及由马共林江石领导的「星华义勇新加坡军」的内部成员抗敌、外部华社宣传的进行曲。尔后，1942年马共文工歌典团青干班的班歌也改编了来自延安的〈抗日政大学校歌〉
星河之滨，集合著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卫马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歌词中「星河」、「卫马」（指保卫马来亚）改自原作的「黄河」、「救国」——词汇的改动彰显了马共将抗日、捍卫领土中心从「中国」转向「马来亚」。此类具有马来亚风土特色、民族身分意识的马共歌曲创作屡见不鲜，具有本土化或「马来亚化」的创作倾向。
赤道上的赤子之心：韩萌与王啸平
（韩萌的〈飞〉）与其说两个版本的结局互相矛盾，我们不如视小说的结尾为当时南洋左翼青年的两条出路：留在南洋抑或回中国为人民服务。这不仅是南洋左翼青年所面总的重要人生抉择，也是战后南洋左翼文艺工作者曾热烈争辩的核心问题：马华文艺应该服务当地的反殖抗争或是中国的左翼革命？
王啸平的赤子之心：归侨的「寻根」
诚然，归尔定居中国后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归侨除了需要适应异于南洋熟带的北方生活，也常常因其海外背景而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1940年，二十八岁的王啸平终于抵达他朝思暮想却又素未谋面的祖国，但发现想入读的中法戏剧学校已关闭。其后，王啸平加入了苏北新四军的文工团，1945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结识了太太茹志鹃（1925-1998），二人婚后育有二女一男，其中一个女儿便是中国当代小说家王安忆（1954-）。王啸平因其海外背景难逃1958年的反右运动，直到1978年才得以平反，恢复党籍。据儿子王安诺回忆，父亲一拿到补发的工资就立刻补交了二十年的党费，可见他即使受到了种种磨难，仍旧保持对理想的忠诚，就如王安忆形容：「他始终保有浪漫的热情，是『五四』新青年的精神遗存，也是海外归侨通常见得的赤子之心。」回国近半个世纪以后，退休的王啸平书写了他的「归国三部曲」——《南洋悲歌》（1986）、《客自南洋来》（1990）、《和平岁月》（1999）。他以自身归国经历为蓝本，描述南洋青年方浩瑞从新加坡回到中国的心路历程，反映一位归国华侨在中国追逐其革命理想与融人中国社会的各种挑战。
归侨的双重离散
王安忆在小说《伤心太平洋》中追寻其父亲从新加坡到中国的足迹，认为父亲真正被放逐的日子，乃是新加坡的独立之日。
冷战、侨教、在台马华文学
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中国国共内战爆发，不到五年光景，国民政府就兵败如山倒，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中华民国退守台澎金马，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版图声威具增，大有赤化东南亚洲之势。在其他亚洲地区，重返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政府溃败，英国殖民政府颁布马来亚紧急状态法令，接着韩战在1950年爆发，美国强势介入，亚洲地缘政治局势丕变。为了防堵共产意识形态向东南亚蔓延，在美国的援助下，国民政府强化原有的华侨教育政策，1951年由侨务委员会订定「海外侨生保送回国升入大专学校办法」，积极招收港澳与南洋华人子女赴台就学。
归侨、左翼文学与冷战：王啸平的心灵史
（王啸平在 1940 年离开新加坡临行前夕发表的散文）虽然文笔有点粗糙和煽情，但是真诚表达了对马来亚的地方之爱和对血缘亲情的眷恋。王啸平视他的出生地新加坡为「第二故乡」，毫无在地化、落地生根的念头，他的惜别之情被一种憧憬和狂喜压倒了，那就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决置走向从未谋面的「祖国母亲」，走向意义的中心地带和神圣的价值源泉。
刘以鬯：来自香港的南洋风景
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夕，刘以鬯带着新婚妻子再次回到了香港，开始了他下半生的文学事业。但即便回到香港，刘以鬯也没有遗忘这段马来亚经验。他不但写下《星嘉技故事》和《蕉风椰雨》等以马来亚为背景的中篇小说；甚至在描写香港《对倒》、《岛与半岛》和《香港居》等多部作品中，马来亚故事和角色也经常出现，成为他思考香港的重要参照。刘以鬯在香港与马来亚两地的经验，一方面让我们看见华文文学社群之间多元的连接，另一方面也向我们揭示不一样的「本土」想像。对居住地的认同与贡献，并非只是「本土」的特权，移民同样也能为「本土」带来积极作用。
文化冷战与「南洋儿童」的建构：一九五〇年代以降《儿童乐园》与《南洋儿童》
如法国学者菲力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es） 在《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与家庭生活》一书中所强调，「儿童」是一个历史和文化建构的概念。通过对这个时期华语儿童刊物的细读和分析，我们可以将「南洋儿童」的概念放置于战后新马的历史语境之中，考察其发展的历史脉络，并追问以下一些重要问题：「儿童」作为一个有效的历史和文化概念如何有助于我们理解战后新马地区的社会和政治想像？这些儿童刊物与战后新马地区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兴起、反殖民话语以及海外华人社会国家与族群认同等重要课题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马华文艺的独特性论争
马华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场论战「马华文艺独特性论战」于1947年年底展开：1948年上半年结束，绝非偶然。就内容而言，早在一九二〇、三〇年代已有书写南洋色彩和在地现实的呼吁，而战后这场文学论战之所以规模如此甚大，华人的政治参与是重要导因。彼时新客华人从原本侨居于南洋的流寓心态，逐渐转为落地生根，欲成为马来亚一分子。然而，这种转向过程仍是游移的，并不能断言此时一般华人已有明确的马来亚国家认同。《南侨日报》在1947年3月至6月间涉及 2 万余人的民意调查中，发现高达 95.6% 的读者表示愿意“做马来亚公民而不脱离中国籍”，仅有 3.1% 的读者愿意“脱离中国籍做马来亚公民”。
1671 南洋的张爱玲：李天葆和他的「天葆」遗事
李天葆的风格细腻繁复，当然让我们想到张爱玲。这些年来他也的确甩不开「南洋张爱玲」的包袱。如果张腔标记在于文字意象的参差对照、华丽加苍凉，李的书写可以说庶几近之。但仔细读来，我们发觉李天葆（和他的人物）缺乏张的眼界和历练，也因此少了张的尖诮和警醒。然而这可能才是李天葆的本色。他描写一种捉襟见肘的华丽，不过如此的苍凉，仿佛暗示吉隆坡到底不比上海或是香港，远离了《传奇》的发祥地，再动人的传奇也不那么传奇了。他在文字上的刻意求功，反而提醒了我们他的作品在风格和内容、时空和语境的差距。如此，作为「南洋的」张派私淑者，李天葆已经不自觉显露了他的离散位置。
郁达夫在〈骸骨迷恋者的独语〉里坦承：「像我这样懒惰无聊，又常想发牢骚的无能力者，性情最适宜的，还是旧诗。你弄到了五个字，或者七个字，就可以把牢骚发尽，多么简便啊。」由这样的观点来看李天葆，不也是个「骸骨迷恋者」吗？徘徊在世纪末的南洋华人社区里，时间于他就算刚刚开始，也要以过去完成式出现。
1674 历史、家国与认同
1955年南洋大学创办（次年正式上课），但这一年，是多事之年。4月，不结盟国家在印尼万隆召开会议，中共总理周恩来宣布不承认华人的双重国籍；11月，方天创办《蕉风》半月刊于新加坡；12月，马共代表和马来亚联合邦官员在吉打华玲展开会谈，无功而返，马共也随即仓皇北撤。其后不到两年，马来亚建国。
建国后不过数年，国家机器重塑思想上层建筑，华文教育受到严重挤压，国家文化定型为单一民族国家体制，经济政策的种族化，政治摩擦不断，此后马华文学的族群化也随之加剧。
马来（西）亚华人左翼政治之滥觞：马来亚共产党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马来亚失守，但马共早在1942年1月1日就已在雪兰莪州成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alayan PeopleAnti Japanese Army，简称「抗日军」）第一独立队，其他各州也随即跟进。「抗日军」遂成为当时保卫马来亚最具规模的武装力量。
战后，殖民地政府因马共「抗日有功」而承认其合法地位，允其公开活动。但这段表面和谐共存的日子非常短暂。1947年，马共揭发总书记莱特（Lai Teck）为法、英、日三面间谍，内部经历了一场政斗，年仅二十三岁的陈平继任为总书记。1948年3月，马共召开第九次扩大中央会议，通过改以武装斗争为「最主要和最高的门争形式」。1948年6月，殖民地政府在全马颁布紧急状态（Emergency），马共召集成员进入森林，挖出抗日时期预藏的武器，建立「马来亚民族解放军」（Malaya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正式展开游击战斗。英国殖民者集合帝国资源强势剿共，马共在各方面条件悬殊的情况下处于下风。1950年，政府在全马各地建立数以百计的「新村」（New Villages），将散居在乡村和森林边缘的华人民众圈禁其中，通过集中营管理形式，封锁和控制了粮食、物资、情报和人口的流动，成功的将马共及其（潜在的）支持者隔离开来，是为“新村计划”（Briggs Plan）。
在马新两地，无论是殖民时期或后来的自治/独立时期的执政者，反共立场非常明确，对共产党人绝不宽待。在紧急法令之下，不少马共党员、被俘的游击战士、输送物资的民运人员或疑是马共同情者的一般群众被收押在监，若被捕时持有武器将可被判死刑。这些人被判刑后关押在全马各地的扣留营，有些人经审讯被判出境，另一些人则在被拘押数年至十数年后，甚至将近刑期届满时才被驱逐，有些家属也因此陪同出境。这些人抵达中国后，大部分被安置在海南、广束、福建各省的「华侨农场」拓垦，从此入籍中国，其中也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由马共变成中共。一九七〇年代，中国政府宣布「有条件的华侨」可申请出国，奈何这些人已无国可回，唯有移居香港，持英国护照，少部分人则到了澳门。
南洋大学、左翼与“第三世界”视野
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政局的动荡以及为寻求社会文化的改革，南洋大学成为被改造的对象之一。偏重英语的教育统一政策，引起南大生的反弹。尤其是南大改组问题，让六〇年代中期的学潮，一触即发。1963年2月2日，新加坡政府大规模逮捕左派分子的「二二事件」，更加剧校园的紧张气氛。随后创校人陈六使被剥夺公民权、南大学生与毕业生被捕。在1963至1966年期间，无数次罢课、游行、绝食等行动，学生激动的反抗情绪高涨，至1965年9月《王赓武报告书》出炉后达到高点，学生与员警的冲突高涨。在学潮过程中，不少学生被开除，尤其在新马分家后，一些被开除的学生加入了左翼政党与组织，有者则投入社会运动行列。有论者便指出，在六〇年代各地的左翼工运、农运、学运和文化运动抗争中，都有南大校友的身影。
而新加坡在1959年自治，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于1965年退出以后的曲折经历，寻求岛国的生存与稳定，便成为首要考虑的事。然而，南洋大学在经历了林语堂事件、学潮以及一连串制度变革阵痛后，终于1980年关闭，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在裕廊的大学原址变成遗址，「南大」——这个「裕廊山区的大学城」遂成为新马两地华校生情感与记忆的一道创伤。如今这道创伤已转化为「南大精神」话语，如同云南园草坡上写着的「自强不息、力争上进」这几个字，继续在各不同领域说着南大人的故事。
在马哈迪时代抒情
「马哈迪时代」指的是大马马哈迪在任第四任首相期间的二十二年（1981-2003），那二十二年间，大马走向现代化，大量中产阶级崛起；但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强势推动，固打制的推行，对华校和华社的使劲挤压，再再显示种族政治的结构化，让那个年代的华人很多都难免强烈的感觉被边缘化。在文学领域激起的「感时忧族」的爱患感，贯串了整个「马哈迪时代」。即便他下台了，也还是「烈火莫熄」。
离散与多乡带来的挑战：李永平
《吉陵春秋》报纸连载版与专书定稿两个版本之间的修订差异：《吉陵春秋》在《联合报》连载时，无论用词遣词或是小说安排的历史事件，仍能辨识小说家所身处的南洋时空；但集结成书之际，李永平却将南洋地理指涉全数抹除。比方说，副刊涉及日本记忆的「倭军皇军」改成「有个军阀」、「日本人」改为「军阀」、「维持会」改为「侦缉队部」，副刊版本所描写的韩战、美军、胡椒园等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节也一并在专书内容遭到删除。这些修订指出《吉陵春秋》背后潜藏的共通修订规则，即是普世化、去历史化、去地域化，让读者在阅要这一本作品时，无法清楚辨识小说的具体历史地理指涉。
在自己的树下：黄锦树论
1967出生的黄锦树，在马华文学甚或整个当代华文书写的历史谱系里，始终是一个难以一言以蔽之的「事件级」人物。他自1986年来台留学，一九九〇年代以《落雨的小镇》、《鱼骸》等作品抡获台湾各大重要文学奖，就此取得「马华在台作家」的文学身分（张锦忠语）。这十年间亦是黄锦树进入学院、快速积累其知识能量与批判视野的重要时期。挟其惊人厚实的理论地基，与高度思辨性的锋锐批判话语，无畏学院长期以来的迂回逻辑，让他的学术生涯从初发声即已深受瞩目（与侧目），被王德威称「野孩子黄锦树」。而他在九〇年代批判马华文学的左翼根源与贫瘠的现实主义路线，直指马华文学「经典缺席」，更引发其时的马华文坛一阵喧声。此即文学史上著名的「烧芭事件」。「烧芭」一词自有其马来西亚的在地源流，原意指东南亚雨林山区的居民必须焚烧土地，以获取耕地，而所烧出的灰烬可做肥料使用。事件中，黄锦树甚至不讳言：「还不如一把火烧掉，重新开始。」这段话固然引来对手阵营的愤懑不满，然若回到黄锦树自身的创作核心，「烧芭」意象中这个同时具有毁灭/重生的双重意味的「火」，或许正是小说家黄锦树用以凝望自身马华身分的一个直要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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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设的浪游：无国籍马华文学
这两种看似在美学上分据光谱两端的形式，对黄锦树来说，早在他最早的小说集《梦与猪与黎明》里，即已是他用以诠释自身矛盾的「马华在台」身分的双头蛇，是关于同一道身分命题的两个谜面。《梦》的序文里对此有深沉的思考：
就我这么一个在出生地时属于台湾宣传中的隐形族群——「华侨」，在台湾求学时是侨生、办证件时是外国人、打工时被逮到是非法外劳、假使入籍则变成「祖籍福建」的外省人第一代的「海外」留学生来说，后设是一种疲惫却又难以避免的存在样态，它不是蜗牛的壳，是寄居蟹的家。它是流浪的不确定，是始终飘浮着、没有定点的马可波罗第一百零几个看不见的城市；是梦者梦中醒着的我，也是精神病患不断分裂着的自我……，套句翻错的存在主义格言：活在尘世的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异乡人。后设是「我」之中的「你」和「他」。
这段文字精确地整合了他的美学、身分与书写行动本身。对黄锦树而言，「非写不可的理由」正是为了以「写」的行动来保证主体的运转，以及身分的实践。
马华文坛烧芭事件
一九九〇年代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坛，相较于之前的十年，是热闹而轰动的。之所以热闹与轰动，源自于这十年当中发生了一系列的文学论争。这些论争环绕在几个重大事件，包括：马华文学的定位，经典缺席，选集、大系与文学史的关系，文学研究与道义，中国性与奶水论等。这些论争一个衔接一个，联系相扣，前后持续了整十年。一本收录这十年论争的著作，书名叫《辣味马华文学》，足以反映这些课题之呛。而引发论争的人物主要是几位留学台湾的大马学子，包括黄锦树、陈大为、林建国等；其中，当年仅二十余岁的黄锦树，同时参与了几乎全部的论争。传统的刀耕火种方式，在南洋称为「烧芭」，意在清除枯枝败叶，以利之后的播种耕作。黄锦树在马华文坛的「放火烧芭」，本意亦如此。只是这种欲借大破达致大立的方式，不为马华文坛保守分子认同，因此他被一些现实派作家蔑称为「烧芭佬」，而与此相关的系列论争，即被称为「烧芭事件」。
1997年的「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黄锦树除了火烧马华现实主义，还因台湾作家柏杨在会上规劝马华作家要摆脱对中国文学的过度眷恋、以成就本身的独特性，而引发了「马华文学断奶论」之说。此说一出，不仅有中国学者即席反驳，其后《星洲日报·星洲广场》 还以此为课题，向读者征稿。
花踪文学奖：历史与认同
花踪文学奖能够受到广大群众的注目和热烈响应，与《星洲日报》打出的民族文化形象有着重大的干系，呼应花踪文学奖的宗旨「传承文化薪火」。这个文化牌之所以能够胜出，实则与当时马来西亚的政治社会脉络不无关系。
在花踪所培育的马华新生代作家中，黎紫书无疑是最特珠和耀眼的一颗星。1995年，作为《星洲日报》普通记者、在文坛毫无名气的黎紫书首次参加花踪，以一篇后设小说《把她写进小说里》获得第三届花踪马华小说首奖，此时黎紫书年仅二十四岁，是本届花踪最年轻的获奖者。但年轻并非黎紫书引起关注的主要原因，在第四届花踪，作为文坛新人的黎紫书爆发出强大的文学实力，一举获得马华小说首奖、散文首奖和小说推荐奖，似乎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黎紫书已完成了从文学新人向成熟作家的转变。第五届花踪，黎紫书再次获得马华小说首奖并蝉联小说推荐奖，创造了花踪的历史。第六届花踪，黎紫书不仅获得散文佳作奖、又一次蝉联小说推荐奖，还凭《国北边陲》获得世界华文小说首奖，这是该奖项设立以来，首奖首次由马华作家获得，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每届花踪都将评审纪录在《星洲日报》对外公布，这一举措的初衷是为了树立花踪的公信力，但它却收获了比公信力更有价值的「果实」：每一次的决审都构成了一个多元对话的场域，决审纪录呈现了来自不同区域的评委对终审作品的不同意见以及对文学的不同阐释，它所积聚的文学观念、标准经过媒体的传播而逐渐汇成「花踪」典律。
1690 马华武侠
温瑞安（1954）是二十世纪马华武侠小说唯一的创作者，「四大名捕系列」和「神州奇侠系列」无论在海内外都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其中最负盛名的四大名捕故事多次被改编成漫画、连续剧、电影），普遍上被认定为金、梁、古之后的第四号人物。
温瑞安对武侠世界的建构，往往被解读为中国情结的一种表现，其实更精确的说法是：「南宋的末日情结」。这种末日情结很有意思，将自己深陷于此的人，不外乎两大类：借此产生舍我其谁的救世精神，或者，因此让自己终年杞人忧天。岳飞和文天祥皆不得善终的南宋，却成了温瑞安偏爱的危急存亡之秋，有两个主要原因：（一）南宋乱世所出的几位悲剧英雄，经由宋词与散文的深化，蕴藏在其灵魂深处的家国大义与悲愤之情，有了更丰富的想像内容，较容易与读者产生共鸣。（二）就读高中的温瑞安正好经历了马来西亚国家机器对华人教育与华人文化的压迫，华社沦亡的危机意识，让温瑞安与（被中学课本渲染的）南宋悲剧英雄的愤慨心理，产生巨大的共振效应，直接影响了温瑞安散文、新诗和武侠创作。这种沦亡心理在温瑞安的想像世界里不断扩张，有时升华成救世精神，有时张扬如起义的旗帜，他打着旗号，沿着中国古典文学与历史掌故，搜寻相似的灵魂，清末的烈士谭嗣同笔下那句「去留肝胆两昆仑」，遂成为温氏武侠的精神指标和常用语。
少年爱寻觅不到爱 同志小说反同志恋情：翁弦尉与陈志鸿小说
第六届花踪马华小记奖的台湾主评李奭学不解为何参赛的十之四篇作品竟然处理同志题材：或之后延伸的同志文学研究与出版品，产生愈烧愈烈的情况，彷佛与政治生态产生另一种抗衡的马来西亚同志文学（化）风景。而接下来有待解读的翁弦尉及陈志鸿的小说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视与听：电影、剧场、歌谣、书法
蔡明亮虽然起步的影视作品谈的是台湾故事，但回马拍摄的《黑眼圈》（2006）处理吉隆坡的孟加拉外劳、苏门答腊龙爪马来半岛的烟雾，导入他关怀的人的孤独与飘零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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