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挝史 - 苏比的人间观察

笔记

第一章老挝之前

“傣”（Tai）是一个宽泛的语言学分类，它也曾经一度被视作一种广泛共享的文化，包括老族和泰国的泰族。傣族被认为起源于中国南部的广西，由于受到不断扩张的中华帝国的压力，傣族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某个时候开始向西南方向迁移。今天，傣族分布于整个东南亚大陆。他们散布在中国的南部边陲、越南和缅甸的北部，以及印度的东北部，当然他们还构成了老挝和泰国的大部分人口。仍然在老挝和越南北部

新定居者村庄的核心是一群傣族武士，他们被派遣去征服新的土地以及拥有这些土地的任何民族。这些武士在政治上仍然属于他们最初的村庄，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几个村庄就组成了由一个最高首领来领导的“蒙”（muang，即“区”）。“蒙”是傣族文化和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核心方面是更小单位的等级构成。村庄构成了小的“蒙”，几个小的“蒙”能够组成一个大的“蒙”，而且后者有时候能够成为一个“蒙联合体”。这种类似的结构在战争时期能够激发统一的行动，而当新同盟成立的时候则可能迅速解散。

1351年阿瑜陀耶（Ayudhya）王国的建立及其与素可泰的军事竞争为澜沧王国在琅勃拉邦形成提供了空间。当时琅勃拉邦是位于兰纳和素可泰曼陀罗边缘的附庸蒙（联合体）。澜沧的建立人是法昂（Fa Ngum），但是人们对于他的王国的实际面积和实力存在着争议。

直到今天，法昂获得权势的历史仍然是以《坤博隆传》（Nithan Khun Borom）的记载为准，但是它写于法昂统治时期的150年之后，而且历史学家米歇尔·罗瑞拉德（Michel Lorrillard）已经表明这个故事并不能作为准确的历史文献。与澜沧早期历史有关的手稿非常稀少，且这些手稿的可靠性总是需要考古证据来验证，而直到目前为止，老挝几乎没有这些考古证据。另一种验证方式是查看《丰沙湾》（Phonsavadan）里描述的事件，与邻近王国存在的手稿——例如来自兰纳的文献——进行交叉验证。罗瑞拉德指出，14世纪和15世纪前75年的老挝文献信息没有一条可以被其他文献来源交叉验证。

16世纪见证了澜沧王国从崛起至其权力达到顶峰的过程。尽管当时澜沧王国正值其权力的顶峰，但仍然处于阿瑜陀耶的阴影之下。阿瑜陀耶是该地区的另一个主要的傣族王国。

尽管维逊国王、波提萨拉腊（Phothisarat，1520—1547年在位）国王和赛塔提腊（Sethathirat，1548—1571年在位）国王的统治期构成了澜沧王国的辉煌时期，但是他们对王国没有发起任何根本性和结构性的变革。他们只是令与国王有关的各种佛教礼服、用品日趋精致而已。维逊被人们铭记是因为他把勃拉邦佛（Phra Bang）设置为澜沧国王们的守护神。这个来自斯里兰卡的佛像被放置在维逊寺里，而且领主须在这个佛像前向国王宣誓忠诚，后来首都被称为琅勃拉邦，即“勃拉邦佛像之地”。

根据传说，法昂携带着勃拉邦佛从吴哥的高棉王国向北旅行。现代历史学家比如米歇尔·罗瑞拉德对这个传说表示怀疑。他指出，勃拉邦佛不是一个高棉佛陀，而更像那些孟族或者清迈民众制造出来的佛陀。因此，勃拉邦佛可能来自北部的傣族地区，比如玉佛寺（Phra Keo），而不是来自南部的高棉王国。不过我们切实知道，是桑森泰国王首先于1489年把勃拉邦佛放置在香通寺（Vat Xieng Kang），然后又放置在曼拉姆寺（Vat Manorom），还把首都命名为琅勃拉邦蒙（Muang Luang Phra Bang）。1513年，维逊国王把它放置在维逊寺内。1560年，赛塔提腊国王把它迁移到他的新首都万象。1779年，暹罗士兵劫走了它，4年之后又送回。它在1827年阿奴王起义之后又被劫走，直到1839年琅勃拉邦国王苏渗（Soukhaseum）把它重新放回维逊寺。1894年刚登上王位的扎卡林（Sakharine）国王把它重新放回迈寺（Vat Mai）。1947年皇家老挝政府宣布成立之后，它被放置在皇宫内，等待在皇宫广场上建造一个勃拉邦寺（Vat Ho Phra Bang）。随着1975年的革命以及君主制被推翻，许多人相信勃拉邦佛已经被新政权移走，现在放在那儿的是一座赝品。这些传言也许表明人们对新政权合法性的怀疑以及他们对逝去的君主制的伤感。不过，1990年代结束共产主义统治之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传统的恢复有望重提兴建勃拉邦寺的计划。（照片承蒙EFEO提供）

来自勃固王国的威胁迫使赛塔提腊把首都迁到万象，并且把他在清迈得到的守护神，即传说中的玉佛（Emerald Buddha）也带到万象。他将其放置在玉佛寺内，这是一座建造在湄公河岸边的新的雄伟庙宇。勃拉邦佛仍然放置在北部的首都，赛塔提腊在那儿也建造了一座新的皇家庙宇——香通寺（Vat Xieng Thong）来作为其王权的一种象征。这座庙宇是北部傣族建筑的一个杰作，但是他的王权最有力的象征也许应该是塔銮（That Luang）。塔銮是他下令在万象建造的一座巨大的佛塔，作为其王国的象征性中心。在人口较多的万象平原和北部的呵叻高原能够得到建造大量佛教纪念碑所需要的劳力和钱财，这使得澜沧王国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傣族王国。

1767年，阿瑜陀耶被来自缅甸的阿瓦国王的军队毁灭，王室成员或者被杀或者被劫走。但是暹罗地区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弹性则在阿瑜陀耶的一个将军——他信（Taksin）的行动中得以展示：他迅速集结了曼陀罗的军队，并且在几年的时间内收复了失地。他继续向北和向东扩展暹罗的势力，使许多外围的王国处于暹罗宗主权的严密控制之下。

1827年万象国王阿奴（Chao Anou）反对其领主却克里（Chakri）的起义，现在已经成为现代老挝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的传奇故事。这个传奇故事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色彩，并且受到一种几乎神圣得不可思议的保护，抵制任何用历史的观点来对之进行考察的行动。事实上，老挝作者们对该主题的着墨比其他历史事件都要多。然而，只有一项重要的研究符合现代史学的思考态度。这项研究是由两个老挝人培潘（Pheuphanh）和梅欧里·挠斯瓦森（Mayoury Ngaosyvathn）博士进行的。他们不仅努力把这些历史事件置于更广泛的地区背景之下，而且还尝试去考察阿奴王的优势和劣势。别有意味的是，这项重要的工作完全是用英语而不是老挝语完成的，这可能是因为其不符合新政权的意识形态。有趣的是，阿奴王的故事是法国殖民主义者推广的，因为它能够使他们保护老挝免受暹罗入侵的行为合法化；对暹罗人来说，这成为他们争取国家统一的神话的一部分；对现代老挝民族主义来说，它成为争取国家独立的一次关键事件。既然所有各方与这次起义都利益攸关，那么为什么这次起义直至今天仍然呈现在人们的想象中也就不难理解了。

19世纪晚期，老挝北部遭到大规模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中国南方潘泰起义余波的影响。曾一度拥有大量军队的起义军残部在其黄、黑或者条纹旗的指引下向南进发，穿越山区边界地区直到万象。老族人非常害怕，将他们视为可怕的云南“华族”（Haw）。

“老族特性”（Lao-ness）的一个文化标志（被老族人自己和其他人使用）是食用“糯米”，一个种植于高地的品种。今天，大量存在于该地区的糯米食用者仍被识别为老族人，虽然在这一地区很多其他种族族群也食用糯米。糯米随着傣族传入低地地区，在那里遇到了孟人和高棉人种植的长粒谷物品种，人们开始种植杂交进化品种。这只是阿瑜陀耶时代稻米出口的开始。到了19世纪，来自湄南河平原的稻米出口激增，这导致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即不再种植糯米品种，甚至一些习惯于吃糯米的人们也不种植了。因此，正是在19世纪，没有参与稻米出口潮的老族人被识别为糯米食用者，糯米成为“老族特性”的标志性象征。

暹罗人与老族人差异加大的另一个主要转折点是民族主义计划的推行。这些计划是由朱拉隆功发动的，其后所有的国王和政府也一直在推行，旨在普及统一而同质的暹罗文化的观念，包括核心泰语的标准化。后来在法国人统治时期，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老族人身上。

第二章法国统治下的老挝

印度支那殖民政权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是鸦片。1937年弗吉尼亚·汤普森指出，法国的做法相当虚伪：在法国，私藏鸦片会被判入狱，而在远东，法国殖民地却因鸦片的销售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法国人辩解说，在殖民地禁绝鸦片需要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个他们负担不起。

一般来说，老挝被认为是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中最驯服的国家。殖民统治给老挝带来了它在近两个世纪都未享有过的和平与稳定。这不但使老挝传统统治阶层彼此联合，而且也意味着在很多地区重建稳定的乡村。虽然农民对法国强加的沉重负担（以税收或劳役形式）感到不满，虽然统治阶层抱怨他们的一些传统特权被剥夺，但法国在老挝的统治得到的支持还是大于反对。

1914年发生在北部的一场起义是在新兴的中国民族主义而不是老挝的民族主义的鼓舞下爆发的。1911年清朝的灭亡和共和政体的建立在中国引起了一系列反对旧秩序的起义，其中很多是无政府主义的。

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现实中，殖民地背景下的种族主义都无法摆脱与性的联系。随着殖民主义慢慢逝去，殖民地社会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人们不再容忍法国男人和老挝女人的私通，更别提婚姻了。倘若拓殖者中单身男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这种私通便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那些被派遣到外省工作的男人。越南称呼有这种私通关系的女人为情妇（congai），这个称呼在印度支那普遍使用。1912年，当斯特巴（Strabach）和波第尼（Baudenne）出版了他们的小说《老挝妻子特姆帕》（Sao Tiampa, épouse laotienne）时，在殖民地社会里大多数人普遍鄙视这种关系。小说里的主角维波德（Vébaud）带着他来自内地的老挝妻子去参加一个万象最高专员举办的聚会，他在那里偶然听到两个法国人在闲聊：“看那个情妇：你认识她吗？无疑是某个欧洲男人的女人。”“亲爱的朋友，你从哪里来？居然不认识特姆帕（Sao Tiampa）？她是年轻的维波德仁慈的主宰。”“真的吗？是她，牵着他的鼻子到处走的多么可怕的妻子？她使他发疯的方法真是有趣。湄公河两岸都在流传她的事情。”“她还不赖……只需要几美元就能得到她的爱情……”“比我们的小仆役和秘书们便宜多了！”“哦！对不起，别误解我，这是爱……”被这样的谈话所刺痛，他又羞又怒地拽着特姆帕离开了。流言当然不能阻止人种间的私通，它只是对种族屏障的一种监督，其他法国人比维波德更加玩世不恭。在《老挝女人——凯姆》一书中，土著卫队的督察对刚到琅勃拉邦的新人传授他得到女人的方法：“我不买她们，我租借她们。我对她们的父母说：我每个月会给你们20个皮阿斯特，你的女儿每天到我的小屋来放纵自我。”

“韵诗（Sao Si）——孔埠的小歌手”，另外一张明信片这样形容她。以袒胸露乳的热带地区妇女为图案的明信片说明了，通过将殖民地人民女性化，可以使之处于从属于来自宗主国的殖民地男性的地位。即便在那时的法国，妇女的裸体照片也被认为是淫秽的。在殖民地里，权力和性被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20世纪20年代早期，由法国人发起，编撰和出版了第一批老挝语基础历史教科书，从中就能看出老挝正将视线从暹罗身上移开。对于现代读者，这些教科书最让人瞩目的是：这些书在开始部分就讨论了老挝南部孟—高棉的少数民族及其与占婆古代文明的联系。这些书巧妙地弱化老挝人来源于西部更广阔的傣族世界的事实，而是试图将它与印度支那的历史联系起来。第一批用老挝语编写的教材于1918年开始编写，第二年，宋金·皮埃尔·宁帮助撰写了老挝语学习的第一课。这些教科书的重要性在于，这是第一部将前现代时期的一系列国家及其国王作为20世纪老挝的自然前身予以呈现的常规民族史。这个主题思想，即使在老挝国内也很少有人接受。接下来在创造老挝民族史过程中的重要一步是保罗·伯兰哥（Le Boulanger）的《老挝的法国史》（Histoire du Laos Français，1931年），它成为其后所有民族主义老挝史的原型。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伯兰哥感谢了佩差拉亲王，是后者敏锐地意识到：在邻国暹罗，民族史已经成为时尚。在学校里，学生们上的第一课就是认识潜在的民族标志，如老挝地图和国旗的概念。

新兴的老挝民族主义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将老挝人和泰国人区分开来。泰国人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已经超过30年，在最近从曼谷传出的泛泰声明（Pan-Tai Claims）中达到了顶点。但是像所有的基于旧式曼陀罗的声明一样，其形势具有两可性。老挝人果然开始发表相反的强硬陈词，包括对呵叻高原上“失去的领土”的主张。《伟大老挝》几乎从不涉及这些事情，仅在讨论老挝语言的性质时会拐弯抹角地提到一点。在这一时期，卡代·敦·萨索里特开始崭露头角，他是为老挝民族主义说话的人中最善辩者之一。在他的文章，尤其是一本1943年出版的小册子《老挝字母与书写》（Alphabet et écriture Lao）中，他反过来向泰国人声称：素可泰的兰甘亨国王不仅是一位老挝国王，而且当时经常被认为“优于”老挝语的泰语，事实上源于老挝语。卡代宣称：“我们曾经发现过一种独特的泰国历史留下的痕迹吗？没有。据说就连泰国人自己在谈到古老传统和古代世俗文学时，也总是提到古老的老挝传统和老挝古典文学。”这些主张在历史上并不比当时曼谷提出的相反的夸张主张更准确，但它们仍然表达了一种自信而活跃的老挝民族主义。考虑到琅勃拉邦王国最近的扩张，以及法国私下保证这个王国将来还可以扩大，《伟大老挝》早年报道西萨旺冯国王的活动也就不足为奇了。无疑是为了平息南部的不安，1941年国王在前往金边途中首次访问他曲、沙湾拿吉和巴色，报纸也对此进行了报道。但国王的活动并没有一直成为报纸的特色。必须记得，自1932年暹罗绝对君主制被推翻以后，反君主制的言论就不时从曼谷传来，特别是在披汶·颂堪的军事政权于1938年崛起以后。此外，新兴的老挝知识阶层也受到法国亲法西斯维希政权宣传的影响；老挝新运动的核心标志——一面刻有字母L的盾牌——与当时欧洲右翼的图像极为相似。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世俗民族主义在这些老挝人中变得更加突出，同时也出现了含蓄的平等和民主诉求。1944年2月《老挝国》刊登的一篇文章《对老挝“精英”的反思》，提醒他们：自己的教育费用来自农民的辛勤劳动，他们对国家负有责任。“新老挝不需要这样的精英代表：他们自私而忘恩负义，傲慢地把自己孤立起来，忘记了自己欠下的债。”这些都是旧世界即将永远改变的预兆。

1945年3月9日，日本军队推翻了整个印度支那的维希法国殖民政权，随后让各国宣布独立。因此，4月8日西萨旺冯国王在琅勃拉邦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王国已经摆脱法国统治，再次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在关于国家地位的谈判中，佩差拉与王宫在各自角色上出现了分歧。据佩差拉说，王储萨旺·瓦达纳希望亲自发表独立宣言，但佩差拉反对，认为这“与泰国采用的程序相反；在那里，涉及政府事务时，日本人与首相交涉，并不干预国王。鉴于王储的身份，他不属于政府层级……他应该置身政治之上……”君主权利和首相权利之间的分歧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只会进一步加深。1945年8月27日，日本军队向盟军投降，佩差拉随即着手把南部各省纳入一个统一的政府和王国。这一行动使他与琅勃拉邦王宫发生冲突；王宫已经同法国人同意撤销此前的独立宣言并恢复保护国。9月15日，佩差拉仍然宣布老挝王国统一。国王因此于10月10日解除他的首相和副王职务。10月12日，自由老挝政府成立，以维护4月的独立宣言。自由老挝政府部长卡代在1948年出版的运动史中写道：伊姆费尔德上校向萨旺亲王口授的“法国在老挝的保护国纯粹而简单地延续下去”这一方案，意味着原状纯粹而简单地得到维持。对于萨旺亲王——一生从未工作，也从未关心老挝人民的需要和愿望——来说，这或许是一个方便而轻松的解决办法；但对于我们来说，它完全误解了自1940年暹罗侵略和1945年日本行动以来我们的感情与看法所发生的变化。我们不能允许这样做。事实上，这确实是一种“深刻的误解”，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特别是在万象，老挝民族主义知识阶层已经开始形成，其中包括公务员、学生、军人和其他人，而佩差拉比遥远的琅勃拉邦王宫更能体察他们的愿望。不过，即使在那里，自由老挝也拥有相当多的支持者，尽管王朝政治不可避免地已经与民族政治混在一起。10月20日，自由老挝政府要求国王辞职，并等待临时联合政府对君主制度未来状况的决定。11月10日，大约30名武装人员在西苏芒·萨鲁姆萨（Sisoumang Saleumsak）亲王和伯纳瓦（Bougnavat）亲王的率领下，向琅勃拉邦的王宫进军并将王室成员囚禁。由于各种原因，参与这些事件的人的打算和动机非常复杂，特别是考虑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牵扯到的人数。在日本人投降之后，中国16000名贫农士兵组成的第93师被盟军从云南派往老挝去解除北部日军的武装，而北纬16度以南的日军则由英国军队负责。英国人为法国人的重返提供了便利，但中国人却妨碍了法国人。然而，最具破坏性还是越共控制的越南独立同盟（Viet Minh）在老挝的越南人中的活动。总之，人们可以在老挝看到亲法国、亲泰国和亲越南的支持者。政治上的操控既紧张又混乱，没人能够真正对老挝国内当时各种势力的平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第三章皇家老挝政府

在一个见多识广的领导层的治理下，20世纪50年代的老挝人期盼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然而，不久他们就面对贫穷问题以及将老挝置于冷战之中的尴尬的地理位置。美国援助源源不断地涌入万象来促其发展，但是导致了腐败盛行以及军事实力无节制的增长。很多老挝人选择中立策略，而很小一部分老挝共产主义团体则反对与美国结盟。北越支持老挝共产主义团体，于是他们完全不理会老挝人要求中立的愿望而决定小股穿越老挝渗透到越南南部去。20世纪60年代初，万象的一系列军事政变和反政变为老挝共产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机会，使他们明显削弱了皇家老挝政府对国家的控制。美国人担心老挝的形势，便开始了对老挝的空袭，从此老挝被拖入越南战争。

也许关于现代老挝历史最持续的误解之一就是，巴特寮赢得胜利是因为他们能够动员起少数民族；皇家老挝政府失败是因为它仍然挤在沿湄公河低地的城镇和城市里。这种观点并未扎根于持续的研究，只不过由于一个又一个的时事评论员不断地重复，最后由于疏忽而变成了标准观点。由于少数民族的地理位置，他们在现代老挝历史中起到重要作用——他们沿着中央越南山脉分散分布，而中央越南山脉长期作为老挝和越南的天然边界。

老挝与越南、柬埔寨、泰国不同，其主体民族在人口中不占优势。老挝族只占总人口的40%至50%，其他的人口（通常被称为山地民族）又被分成很多不同的民族。这种总体的描述在几个方面存在误导。首先，山地民族分类下包括高地民族、非佛教徒傣族（老挝人和泰国人的祖先），他们在文化上经过逐渐的转化，成为今天的老挝人和泰国人，这个过程今天还在持续。这些民族被组织成蒙，偶尔演变成小王国，因此不能被描述为“部族”。老挝西北的佛教徒傣仂族，有时也被称为“部族”，但与老挝族几乎难以区分。在老挝南部的甘蒙、沙湾拿吉、沙拉湾，有人发现了普泰族人，他们是非佛教徒的傣族，就像北部的黑傣和白傣一样。这些民族中的许多正处于演变为老挝族的过程中，这个整体的老挝化过程模糊了他们之间的界线。因此，广义的傣族人口也许占总人口的60%至70%。各种民族对自己民族的感知或者区分，不但因地点和时间而不同，而且随着所处环境的不同而不同。

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皇家老挝政府根据更早的法国分类，开始正式将孟—高棉和南岛语族作为“老听族”（即“居住在高地者”）——一个地理名字来指那些倾向于住在山里的民族。这个词被用来取代“卡人”——泛指所有地位较低的人，无论其种族归属。（这种分等级的含义仍然被保留在文雅的言语中，例如当一个年轻人提到一位长者时，“kha noi”意为“我”。）以此为开端，皇家老挝政府开始一种自觉的转变，从前现代的社会关系转变到那些现代民主所要求的关系。因此，1947年宪法规定“老挝公民都是包括所有在老挝领土上长期生活的各种族的个体，并不具有其他任何国籍”，这一种族平等的声明领先于邻国，例如泰国。这也领先于一些自由民主国家，如澳大利亚，其土著居民直到1967年才拥有完全的政治权利；还有美国，其黑人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在南方获得完全公民权利。当然，这不能阻止来自这些国家的时事评论员采取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态度，他们认为老挝人对于少数民族有偏见。

查尔平原附近的战争截至1962年底已经产生了14.15万名难民，大多数难民完全或部分地由美国援助补给供养（88000名苗族、26500名老听族、19000名老挝族、大约6000名瑶族和2000名傣仂族）。

第四章战争及皇家老挝政府的垮台

皇家老挝政府和老挝爱国阵线在各自背后势力的示意下，开始就停火和签订政治协议进行谈判。

不久之后，双方于1973年9月14日签订了《万象协议》。协议的中心条款就是：万象和琅勃拉邦都是中立的；关于新的国民政治协商委员会的组成，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均分内阁席位；各部部长和副部长必须分别来自双方且副部长拥有否决权。实际上，这意味着老挝爱国阵线随时可以让管理机构瘫痪。因而，就像美国20世纪50年代晚期害怕的一样，曾经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过的情况同样也发生在了老挝，巴特寮开始慢慢地从内部颠覆这个政府。

第五章老挝的社会主义过渡期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三个重大的国际事件开始严重地影响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首先就是红色阵营的兄弟越南和中国以及民主柬埔寨之间爆发了战争，导致共产主义内部的危机。面对这种敌对形势，建立国际范围共产主义阵营的梦想很难得到实现。第二个就是老挝意识到在欧洲共产主义的核心地带正发生着严重的危机，其中一个征兆就是80年代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正在逐年减少，到1989年苏联解体时，那些援助便彻底中断了。第三个就是老挝的邻居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得到了令人震惊的蓬勃发展，这种发展或多或少都是在独裁政府的领导下完成的。也正是这一时期，我们开始听到人们讨论“亚洲价值观”不利于发展自由民主。努力工作和强硬的领导作风足以让经济取得成功。老挝、越南和中国的领导人认为他们合法并长期存在的基础就是经济增长。这一切导致了80年代后期，凯山开始越来越多地谈到“国家资本主义”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人们希望这些经济动力能够和政党的最初目的相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