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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业余爱好者也可以读的专业书入门工具书，中文世界能有这种书应该要感谢作者。内容包括古希腊简史，目前可用的史料（文献、考古资料和人类学资料），从文艺复兴至今的学术史（第二版补充了近40年主要的学术研究方向）和重要研究专题。
应该还需要翻好几遍，但已经初步建立了全景。除了详实的介绍以外，还提醒了我在研究所有社会领域时必须要追问的问题：我们有关的常识是谁、在怎样的环境下建构的。
笔记
所谓「古典学」，是指专门研究希腊罗马文明的一门学问，它以学习并掌握古希腊文及拉丁文为基础，对希腊罗马文明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经济、文化等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其时间跨度上迄公元前 2000 多年以前的米诺斯文明，下至公元 6 世纪中世纪的降临。这也是西方最具传统的一个学科，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对希腊经典文献的考订、整理与研究。
第一章 希腊史概述
传统上，历史学家通常把古希腊史划分成以下几个主要的时期：1.青铜时代（约前 3100—前 1200）2.“黑暗时代”（约前 1200—前 750）3.古风时期（约前 750—前 479）4.古典时期（前 478—前 338）5.希腊化时期（前 338—前 146 或前 30）
东方和西方的对立在西方学者的意识里早已根深蒂固，因此公元前 479 年希腊人在希波战争中的胜利就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被看成是「历史的新纪元」
我们对这些分期修正如下。1.青铜时代（约前 3100—前 1070）2.早期铁器时代（约前 1070—前 800）3.古风时期（约前 800—前 500）4.古典时期（前 500—前 338）5.希腊化时期（前 338—前 146 或前 30）
一、青铜时代（约前 3100—前 1070）
发现克里特文明的英国考古学家阿瑟·伊文思（Arthur Evans）用传说中克里特岛最有名的国王米诺斯的名字，将克里特文明命名为米诺斯文明（约前 1900—前 1400），而以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最强大的王国迈锡尼王国之名，将希腊大陆的青铜文明命名为迈锡尼文明（约前 1600—前 1200）。学界通常把这两个早期文明合称为爱琴文明。
根据古希腊人的传说，迈锡尼诸王国曾经联合远征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又称伊利乌姆）。希腊最早的史诗作品中有 8 部围绕这场战争展开叙事，其中两部得以幸存下来，这就是希腊现存最早的文学作品「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1870 年，德国自学成才的考古学家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根据「荷马史诗」的记载，成功地发掘了特洛伊遗址，接着又对迈锡尼和提林斯等遗址进行发掘，从而开启了迈锡尼文明的考古学研究。然而，学者们一致认为，成型于公元前 8 世纪后期乃至前 7 世纪初期的「荷马史诗」并不能反映 400 多年以前的迈锡尼文明的历史面貌。
1952 年，英国一位名叫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的建筑师成功地释读出了这种文字，因而线形文字 B 的泥板文书成为研究迈锡尼文明的重要资料。米诺斯文明的线形文字 A 因遗存量少而至今无法释读。
由于缺乏可靠的传世文献记载，爱琴文明研究属于考古学的研究领域，研究者必须具备专业的考古学训练，还要掌握线形文字 B。由于我国目前尚没有人涉足古典考古学和线形文字 B，所以并不具备深入研究这些领域的基础和条件。
二、早期铁器时代（约前 1070—前 800）
传统上，西方学者把这个时期划入所谓的「黑暗时代」。我们在这里将要阐明，「黑暗时代」的说法带有明显的现代西方价值观烙印，同时也不能得到充分的历史证据的支撑。
三、古风时期（约前 800—前 500）
西方学者把公元前 479 年看成是古风时代的结束，其实同样带有浓厚的价值色彩。诚然，希腊在希波战争中的胜利对于希腊世界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样一个事件划定历史时期也未尝不可。但如果从希腊世界内在的发展来看，公元前 479 年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分界线。
公元前 8 世纪中期以后，希腊人的扩张迅即展开。他们扩张的主要方式是在海外建立殖民地。但希腊人的殖民地不同于后来罗马或者近代早期欧洲人建立的殖民地，其殖民地从一开始建立就不是母邦的属地，而是一个个独立的城邦。他们殖民活动的目的地首先是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随后则是亚得里亚海东部和北部沿海、爱琴海北部和东北部沿海、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黑海沿岸、北非和今法国东南部以及西班牙东部一带。这场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活动一直持续到公元前 580 年左右，传统上称之为「殖民运动」。这样，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希腊人在海外建立起多达数百个新的城邦，将城邦模式复制到地中海世界和黑海周围的广大地区。
对于希腊人大量殖民海外的原因，历来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传统的解释分成两派：一派认为是海上贸易和对原材料的需求，促使希腊人殖民海上贸易通道上的主要贸易点和中转站：另一派认为人口增长的压力迫使希腊人殖民，以解决土地缺乏的问题。
当殖民运动还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候，希腊本土的众多城邦又掀起了一个僭主政治的浪潮。从大约公元前 650 年起，在许多城邦，具有政治野心的个人攫取权力，建立起个人统治，而被希腊人称为僭主（τύραννoς，tyrant），其统治具有世袭特征
僭主政治通常都是作为贵族政治的对立面出现的。自荷马社会以降即主宰城邦社会的贵族政治因此而受到冲击，贵族阶级的力量受到削弱。另一方面，僭主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推翻贵族统治，实行个人统治，是因为他们通常能够获得社会中下层力量的支持。这样，僭主和社会中下层暂时结成了反对贵族阶级的联盟。贵族力量的削弱也意味着社会中下层地位的提高和生活状况的改善
现代人对于希腊僭主政治的理解，容易带上双重的价值角度，即后来希腊人对僭主政治的敌视和现代人对个人专权的恐惧。
到公元前 430 左右希罗多德写作其《历史》之时，仍然将「僭主」和「王」（basileus）交替使用，说明他对僭主还没有敌视的态度。而到修昔底德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时候，僭主就和「王」完全分开了，僭主被描绘为残暴的统治者
公元前 621/0 年，德拉孔（Drakon）进行了雅典的第一次立法，但并没有缓和紧张的局势，雅典社会处于爆发暴力革命的边缘。公元前 594/3 年，雅典人选举梭伦为该年度的执政官（archon），授权他进行改革。
梭伦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改革和立法。他颁布「解负令」，废除下层人民的一切债务，禁止因债务而将雅典人卖为奴隶。
在政治体制方面，梭伦建立了一个 400 人议事会，其成员分别从 4 个部落中抽签选出，每部落 100 人。
梭伦进行的另外两项重要立法是确立第三者起诉权的原则和上诉权，均具有重要的政治意味。
梭伦改革和立法的根本意义在于建立雅典城邦制度化和民主化的社会与制度基础。通过废除债务奴隶制、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给予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梭伦实际上定义了公民权。政治权利不再限于贵族阶层，而是扩大到包括穷人在内的整个公民群体。不仅如此，通过废除债务，梭伦实际上使得下层农民收回了其被贵族利用债务而控制的土地，由此培育了一个自由农阶层，它成为雅典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同时通过建立公民广泛参与的 400 人议事会、人民法庭以及确立上诉权和第三者起诉权，梭伦初步确立了雅典民主的城邦制度
公元前 650 年后，希腊各地开始出现真人大小的大理石人物雕像。这些雕像均为正面立像，尤以男性裸体雕像（称为 kouros）为主，其典型姿势为双手自然下垂，微微握拳放于大腿外侧，左脚向前迈出半步，其造型明显反映出埃及雕塑的影响。
来自东方最深远的影响是在文字方面。在迈锡尼文明的宫殿遭到破坏之后，线形文字 B 的使用痕迹便不见踪影了。直到公元前 8 世纪，在希腊才重新出现了使用文字的证据。不过新出现的文字已不是线形文字 B，而是希腊人在腓尼基音节文字的基础上创造的一种字母文字。他们借用腓尼基文字的 22 个字母，创造了共有 24 个辅音和元音字母、真正意义上的字母文字。
四、古典时期（约前 500—前 338）
结果雅典军队以少胜多，击败了波斯大军，这就是著名的马拉松之战。战斗结束之后，2000 名救援的斯巴达士兵才赶到战场。第一次希波战争以波斯的失败告终。
公元前 480 年，在撒拉米斯岛（Salamis）东面狭长水域展开的水师决战中，以雅典水师为主力的希腊舰队打败波斯水军，取得了扭转战局的胜利。撒拉米斯海战后，薛西斯眼看征服计划受挫，命大将马尔多纽斯坐镇指挥军队，自己先行退回了波斯。次年，以斯巴达为首的希腊盟军在普拉特亚（Plataea）阻击波斯陆军，再次取得大捷，是为普拉特亚大捷。波斯军队撤出希腊，宣告其征服希腊的计划彻底失败。希腊世界经受住了最为严峻的一次考验
希波战争的胜利，给希腊世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格局上，雅典从斯巴达手中接过抗击波斯的领导权，一跃而成为希腊世界和斯巴达并驾齐驱的超级强国。公元前 478 年，以雅典为首的爱琴海周围诸邦组成共同继续抗击波斯威胁的提洛同盟（因总部设在提洛岛而得名）。通过继续和波斯人作战，力图解放小亚细亚仍被波斯占领的希腊城邦，雅典人巩固了其领导地位，逐步发展成为爱琴海世界的霸主。反过来，斯巴达因在公元前 479 年之后放弃继续同波斯作战，而丧失了对波斯战争的领导权，其影响大体局限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这一传统的势力范围之内。希腊世界两大阵营的形成也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公元前 462/1 年，埃菲阿尔特斯（Ephialtes）再次进行民主改革，剥夺了贵族议事会——战神山议事会的全部政治权力，移交给公民大会和人民法庭，至此城邦政治制度得以完善。但改革后他即遇刺身亡，伯里克利成为雅典的政治领袖。
为加强控制，雅典乃要求它摧毁部分城墙，向雅典派驻人质
伯罗奔尼撒战争持续达 27 年之久。修昔底德说，它是希腊世界最大的战争，绝大部分希腊城邦都卷了进来，甚至希腊世界以外的地中海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战争前期，雅典人据有海军优势，而伯罗奔尼撒联盟则在陆上称雄，双方相持不下。这一阶段又因斯巴达的主要军事统帅为其国王阿基达摩斯（Archidamos）而称为「阿基达米亚战争」（Archidamian War），至公元前 421 年以雅典将军尼基阿斯（Nicias）主持签订的和约（因此而称为尼基阿斯和约）而告结束。公元前 415 年，雅典决定以主力舰队远征西西里，至公元前 413 年远征彻底失败，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在战争后期，波斯越来越深地卷入战争，利用金钱支持并帮助斯巴达建立舰队，最终使雅典人丧失了制海权。公元前 405 年，斯巴达舰队在赫勒斯滂海峡附近给雅典主力舰队以毁灭性的打击；次年斯巴达将军吕山德罗斯（Lysandros）率军占领雅典，迫使雅典投降，战争宣告结束。
公元前 399 年苏格拉底被处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长期坚持并传播反对民主政治的思想，这说明此时的民主政治仍然脆弱，没有足够的信心容忍反对意见。不过，苏格拉底之死并不能用来说明雅典民主制是民众的「暴政」，或者是民主制对自由的压制，只不过是雅典民主制下的自由和现代西方的自由观念有着根本性差别罢了
雅典演说家兼教育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所建立的教育体系对后来罗马帝国乃至西方的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柏拉图定义了哲学的一些最基本问题，后世哲学都是围绕这些问题的解答而展开的；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与自然科学研究奠定了诸多学科的基础。
公元前 337 年，腓力浦召集希腊各邦代表在科林斯开会，迫使其结成「科林斯联盟」，宣布同马其顿保持和平。腓力浦成了希腊事实上的统治者，希腊古典时代就此宣告结束。
五、希腊化时期（前 338—前 30）
亚历山大在尼罗河入海口建立了一座希腊式的城市，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称为亚历山大城（通常译为「亚历山大里亚」），它后来成为地中海世界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
在巴比伦休整一个半月之后，亚历山大攻入波斯本土，顺利占领了波斯的都城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并将王宫付之一炬。记载亚历山大东征的历史学家阿里安评论说，此举是为了报波斯王薛西斯入侵希腊的一箭之仇。大势已去的大流士又遭厄运，为波斯驻巴克特里亚（Bactria，即中国史书中所说的大夏所在地区）总督贝索斯（Bessus）所杀，后者随即自立为波斯王。亚历山大令人将大流士安葬于波斯王陵，以此举宣布自己才是波斯的新统治者。公元前 329 年，亚历山大翻过兴都库什山脉，攻入巴克特里亚，俘获并处死贝索斯，以波斯王的身份为大流士报了仇。
亚历山大的统治虽然短暂，但是他以雄才大略建立了一个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其征服对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获得了亚历山大大帝的美名。
亚历山大死时，留下了一个西起亚得里亚海岸、东至旁遮普的庞大帝国，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没有人具有他那样的雄才大略，能统领整个帝国。在他死后，他手下的将领们立即展开了争夺王位的斗争，被称为「继承者战争」。混战延续了二十多年，最终形成割据局面。先是安提戈努斯（Antigonos）于公元前 306 年称王；次年，占据埃及的托勒密（Ptolemy）称王；再次年，占据东方的塞琉古（Seleucus）亦称王。公元前 301 年，安提戈努斯企图夺取整个帝国统治权的野心受到毁灭性打击。在伊普苏斯（Ipsus）之战中，他的军队被反对者组成的联军击败，他本人战死，三分天下的局面最终形成。安提戈努斯王朝占据了马其顿，塞琉古王朝占据了亚洲，托勒密王朝占据了埃及，这便是主宰希腊化时代政治局势的三大王国。
在希腊，马其顿的控制亦非专制性的，它一方面驻军战略要地，一方面宣称维护希腊各邦的独立与自由，试图以宣传方式左右希腊人，使其遵从马其顿的政策，而这也是后来罗马人统治希腊的方式。但是任何试图摆脱马其顿人控制的反抗都遭到严厉镇压，如同雅典在公元前 266—前 262 年的起义一样。
和许多历史分期概念一样，「希腊化时代」并不是一个古已有之的概念，而是后来历史学家的建构。确切地说，它是由 19 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曾（J.G.Droysen）首先提出来的。毫无疑问，这一概念准确地抓住了亚历山大征服之后地中海东部世界最突出的特征，即希腊文化的广泛传播。
不过希腊化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哲学派别还是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公元前 307 年，出生于萨摩斯岛（Samos）的伊壁鸠鲁在雅典创立了自己的哲学派别。伊壁鸠鲁学派认为快乐即善，因此推崇享乐，但强调快乐应是必要的自然欲望的满足，而不是追求感官刺激，尤其重要的是使内心达到平静，不受侵扰
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是塞浦路斯人芝诺（前 335—前 263）。他在 20 岁时来到雅典学习哲学，后来在雅典市政广场上的公共柱廊（古希腊文称为 stoa）传授自己的哲学思想，因为这个缘故，他所创立的学派以斯多葛哲学（Stoicism）著称。斯多葛学派认为，世界是由理性（logos）支配的，而理性是神的旨意，以命运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人应该认识和了解自然世界，进而顺应自然（即理性）生活，和自然保持和谐。这是人的美德，也是唯一的善。通过把握这唯一的善，智慧之人能够避免一切的恶，因而能够获得快乐。享乐和欲望不属于善的内容，因此必须克制自己。在罗马帝国的前两个世纪，斯多葛哲学的这种伦理道德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二章 史料
从大的方面说，一类史料是文献资料，一类是考古资料。人类学资料虽然有时能提供某些借鉴，但毕竟只具有参照功能，因此，本章的论述，将以文献和考古两类资料
一、历史著作
对希罗多德来说，历史的功能有两个：记录过去和探索事件发生的原因。
《历史》叙述到公元前 478 年雅典人攻占塞斯托斯（Sestos）为止，对此后的史实极少涉及，所以关于希波战争后到公元前 5 世纪末的希腊历史，我们主要依赖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与希罗多德不同，修昔底德更多地受到了公元前 5 世纪后期雅典思想变革的影响，并且拥有丰富的政治和军事经验。对于那场战争爆发的原因，他区分了真实的原因和双方的战争借口，指出真正的原因乃雅典势力的增长及其所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所谓的科居拉事件、波提德亚争端和迈加拉法令等，不过是双方，特别是斯巴达方面发动战争的口实。对于战争双方的实力、推行的政策背后的动机，他通过政治家的演说进行分析。对于神谕，包括有关雅典瘟疫的神谕，他从理性的角度加以解释。在他的著作中，起作用的始终是人性，不是天意。
现代史学的研究表明，修昔底德的许多论断，至少不像他所自称的那么客观和公正，其著作的主观建构色彩也许远超过他的前辈希罗多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对关键事件和个人高度风格化的和选择性的处理」的著作。他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许多人物和战役，却有意忽视或者抛弃了大量非常重要的史实。
关于公元前 4 世纪的希腊史，我们缺少可靠的同时代文献，唯一完整保留至今的是色诺芬的《希腊史》。
对历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希腊史》和《长征记》。《希腊史》上承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第一句话正好接续修昔底德第 8 卷最后那句不够完整的话，下至公元前 362 年的曼提尼亚之战，实是斯巴达与忒拜霸权的兴衰史。
政治上，他是个典型的亲斯巴达派，与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过从甚密，其《拉西第梦人政制》实在像是斯巴达制度的赞美诗，为后世所谓「斯巴达奇迹」的重要文献来源。所有这些，都让他的著作在见识上无法与修昔底德比肩，在客观性上不如希罗多德。
三、考古学与人类学资料
考古史料中首先必须提到的是碑铭。
总的来看，希波战争前的铭文甚少。古典时代铭文数量大增，但大多集中在雅典。
我们必须提到现代地理学和人类学所提供的资料。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如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布罗代尔（F.Braudel）等年鉴学派学者所说，地理环境乃是最为重要、变化也最为缓慢的因素之一。通过对古代人居住点的亲自考察，我们不仅可以取得有关古代人生产和生活环境、气候、土壤、交通条件等多方面的直观知识，而且通过查阅现代档案，结合古代文献与其他史料，可以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但在考虑地理因素的作用时，我们必须充分估计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类活动的因素。就古代而论，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地理因素或许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有时会严重影响历史进程
在这方面做得最为成功的是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其名作《古代社会》是恩格斯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基础。他们的著作确立了原始社会与早期阶级社会史的基础，他有关氏族社会和国家兴起的理论，给中国和世界的古史研究以巨大影响
第三章 学术史
基督教在罗马取得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后，古典文化中非理性的一面，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神秘主义的成分被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被用来论证基督教神学的合法性，古典时代的希腊历史、哲学、戏剧虽未被完全遗忘，某些时候还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多被基督教神学笼罩，难有真正的研究。
一、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
德国学者约翰·温克尔曼（Johann Winckelmann）和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在希腊艺术史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前者的《希腊人的艺术》打破传统的艺术史格式，把艺术当作希腊文明的镜子，从希腊文明发展的角度考察其艺术发展，第一次给希腊艺术史作了分期；后者的名作《拉奥孔》取名于希腊化时代的雕塑《拉奥孔》，集中讨论诗与绘画的区别，但莱辛征引了大量古代希腊的文学、艺术史实，以证明他的论点，给古代文化史研究以积极影响
卢梭《社会契约论》所展示的理想国，更像斯巴达，而不是古代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国家。
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方的古希腊史研究
美国学者帕里及其门生洛德（Albert Lord）的荷马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通过仔细分析，帕里发现「荷马史诗」是由大量经济节约的程式化语句组成的，吟游诗人们在一定的场合固定使用某些语句，如「捷足的阿克琉斯」「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或「历尽苦难的奥德修斯」等，在固定的语句之上，有固定的场景和情节。整部史诗中，类似的固定语句和场景非常之多，在整部史诗中包括约 25000 多个程式化的语句。在他看来，这样大量的程式化语句显然非一人一时能够创造，而是民间长期口传的结果。帕里的贡献还在于，他们通过田野调查，印证了自己的理论假设。他和助手洛德深入研究过长期在塞尔维亚流传的史诗，发现那里的民间吟游诗人能够背诵长篇史诗，篇幅最长的甚至超过《伊利亚特》。帕里的结论得到很多学者的赞同，他也因此被誉为荷马研究中的达尔文。
四、战后 30 年的古希腊史研究
在《奥德修斯的世界》中，芬利运用荷马史诗的材料，较深入地阐述了荷马时代的时间界限、社会政治体制与经济生活，开运用史诗材料研究经济社会史之先河。他的意图是为读者勾勒出一幅统一的荷马所描绘的社会图景，所以从制度史和文化人类学家的角度去观察《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描述英雄们在其中活动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实际。他明确宣称，「如果说欧洲历史以希腊人为开端，希腊的历史则确以奥德修斯的世界为源头」，直接切断了荷马与迈锡尼世界的联系
虽然「荷马史诗」可能写作于公元前 8 世纪，其反映的社会却既非迈锡尼时代，也非公元前 8 世纪，「如果一定要将奥德修斯的世界置于某个时间点的话（因为我们从英雄诗的比较研究中了解到的一切都要求如此），最有可能的答案是公元前 10 世纪和前 9 世纪」。该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第 3-5 章，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前城邦时代的、原始且野蛮的希腊人社会图景。在芬利看来，荷马时代与城邦时代的根本区别，在于城邦时代克制了英雄们一味追求个人荣誉的冲动，并且借助神灵，创建了一整套的城邦式道德体系。他对史诗所做的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解读，为理解荷马史诗开辟了新的道路。
对于战后法国古典历史研究影响最大的理论还要算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法国著名古典学家韦尔南运用结构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剖析希腊神话背后所表现的思想与思想方式，其一系列的著作产生了巨大影响。韦尔南将希腊思想置于城邦制度的框架之下，从城邦的结构和政治运作来探讨希腊思想的起源及其论辩特点，认为城市广场成为政治中心，自由论辩和对立论证成为有效的政治武器和权力工具，社会活动和精神创造都具有了完全的公开性，法律和命令都以文字的形式展示在公民面前，个人著述也必须接受批评和建议。于是迈锡尼时期统治和被统治的等级关系被一种新型的关系所取代，新关系以公民之间的对称性、可逆性和相互性为基础，以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为基本特征，因此，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家们建立的新的世界模式，成为城邦所特有的制度形式、思想结构在宇宙秩序上的投射。
五、最近 40 年的进展
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抛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后，国际关系学界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更加关注，除艾利森本人的《注定一战》外，托尔（Christian R.Thauer）和温特（Christian Wendt）的《修昔底德与政治秩序：秩序概念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哈洛（Katherine Harloe）和莫勒（Neville Morley）编辑的文集《修昔底德与现代世界》等，也都试图从修昔底德那里抽取现代国际关系准则，或者寻求修昔底德在现代世界的影响。
在如此一片喧嚣之中，连对修昔底德的历史解释的解释，也不免带上了浓厚的多学科特征，如亚菲的《修昔底德论战争的爆发》，以及卡根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多少都受到了现代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哲学理论的影响。如今我们要做的，或许是应该回到历史学家修昔底德那里，努力去理解作为历史学家的修昔底德。
最值得注意的是 2016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代希腊经济：市场、家宅与城邦》，共分四个部分——创造市场交换的基础：国家的角色，家庭为市场生产，酒罐运输的证据，市场、商品和贸易网络。虽然该书仍不免以雅典为中心，但雅典在希腊世界的代表性地位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映入眼帘的满篇的市场、贸易、贸易网络、商品，以及导言的标题「古典与希腊化时代希腊的市场」，都足以表明当今的古希腊经济研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芬利。
雅典政治的其他方面，包括雅典民主政治与建筑艺术、战争、体育和文化等的关系，成为民主政治研究中的新宠。普利查德（David M.Pritchard）试图解释雅典一个明显的悖论：为什么民主的雅典如此青睐只有精英阶级才能从事的体育活动？他的解释是：雅典人认为，战争和体育都是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危险的竞争活动，但体育和战争一样，都受到了神灵的保佑，因此战争中的胜利者如同体育竞技中的冠军一样，是道德上得到神灵认可的表现。雅典的战争因为下层的参与而充分民主化了，因此对体育的崇尚和对战争的参与一样，有助于精英阶级与普通公民相互和谐。这种解释是否真的是雅典人的思想，不无疑问，事实上，体育中也包含诸多与军事有关的项目。但雅典民主的发展与战争、艺术和文化的关系，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雅典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尤其是伯里克利，在新世纪获得异乎寻常的注意。
六、中国学者的视角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了近年非常有影响的霍尔登和珀赛尔的《堕落之海》和阿赫托戈的《出发去希腊》《希罗多德的镜子》等
第四章 重要研究专题
一、希腊城邦的兴起
希腊城邦制度以及城邦文明的特征可以说一直是希腊史研究中最为重大的问题之一，许多的问题与研究都可以归结到这个大问题之下。
1937 年，维克多·埃伦伯格在一篇题为《城邦何时兴起？》的文章中，首次系统阐述了这个问题，他利用「荷马史诗」的资料，提出城邦不见于《伊利亚特》，但在《奥德塞》中已出现。同时他认为，《奥德塞》作于公元前 800 年左右，因此把希腊城邦兴起的时间定在了公元前 8 世纪早期。
二、荷马社会研究
从语文学研究的角度而言，「荷马史诗」研究历来是希腊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荷马史诗』是不可穷尽的」。自从 1795 年沃尔夫出版《荷马史诗研究导论》引发了所谓的「荷马问题」（the Homeric Question）以来，「荷马史诗」研究业已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领域，所出版的论著也不计其数，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荷马史诗」研究成为古典语文学研究的象征。
1954 年，摩西·芬利出版《奥德修斯的世界》，成为荷马社会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20 世纪 30 年代的芬利深受马克思和韦伯思想影响，并且熟读当时的史学大师们的著作。
用他自己的话说：马克思主义是我思想经历的一部分，用希腊人的话说，是我的 paideia（教育）。像我提到的其他思想家一样，马克思终结了把历史研究看成是一种独立活动的所有思想，也终结了我们能够孤立地研究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经济、政治、思想、宗教——的推断。
1952 年，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分委员会（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传唤他，审问他是否参加过美国共产党，他援引宪法第五条修正案，拒绝回答。年底拉格斯大学董事会一致投票开除了他。由于无法找到工作，他在莫米利亚诺帮助下，流亡英国，从 1955 年起在剑桥大学任教，直至退休。
在《奥德修斯的世界》里，芬利全方位地重构了荷马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面貌及其价值观念。他认为，「荷马史诗」所描述的价值体系是非常一致和连贯的，因此它肯定反映了一个真实历史时期的社会价值体系。他用以分析荷马社会的核心概念是「礼物交换」。芬利认为，荷马社会的精英集团通过礼物交换，建立了一个社会关系的网络，从而得以维持自身的特权地位。这个礼物交换的概念，其实是借鉴于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著名理论。
芬利对荷马社会整体面貌的重构使他相信，这样一个贵族关系网络的社会从根本上不同于以王宫为中心的迈锡尼社会，也不同于以公民生活为中心的城邦社会。他因此相信，荷马社会反映的是迈锡尼文明崩溃之后、希腊城邦文明兴起之前的那个时期的社会面貌。这一论断也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
芬利的这一结论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于荷马社会的认识，此后学者们一致认为，「荷马史诗」反映的是希腊铁器时代（前 1000 年以后）、而不是青铜时代（迈锡尼时代）的历史面貌。
总体而言，荷马研究的结果倾向于强调「荷马社会」与迈锡尼社会的断裂，强化斯诺德格拉斯所建立的希腊文明复兴范式
三、早期希腊城邦的发展
近来的研究倾向于认为，早期的立法与变革，亦多与僭主有关。安德鲁斯在 1956 年出版的《希腊僭主》一书仍然是僭主研究的必读著作，但他侧重于分析僭主政治何以成为早期希腊社会普遍出现的一种统治方式。
四、「东方」的影响
1987 年，马丁·贝纳尔出版《黑色雅典娜》第 1 卷，引发了整个古典学领域的一场大地震
五、族群认同、自我与他者
依迪丝·霍尔的研究表明，是在公元前 5 世纪初期，尤其是在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人才形成完整的蛮族人想象，其关于希腊人与蛮族人两分的观念体系也才得以确立起来。就是说，通过对蛮族人形象的建构和刻画，希腊人形成了自己的族群与文化认
六、雅典民主政治
芬利看来，雅典民主制和现代民主制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那就是现代民主政治在本质上是精英政治，体现了政治学家米歇尔斯所提出的「寡头政治的铁律」（the iron law of oligarchy）。而雅典民主政治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统治，政治精英不是实际的权力操纵者，而是不得不真正服从于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在芬利看来，雅典民主政治恰恰打破了「寡头政治的铁律」，因而对于现代民主政治观念及其实践都具有启发性，可以借以冲击现代民主政治中弥漫的精英主义
到 20 世纪 70 年代，琼斯和芬利所倡导的社会科学方法的研究开始发生转向，这要归功于丹麦学者摩根斯·赫尔曼·汉森（Mogens Herman Hansen）。从那时起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汉森发表了大量关于雅典民主政治研究的论著，不仅使他被公认为当代雅典民主政治研究最权威的学者，而且开辟了笔者称之为「制度研究」的新路径。
他的一系列研究汇集起来，形成了对于雅典民主政治制度和运作机制的系统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具有权威性的《德谟斯梯尼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系统阐述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历史和公民大会、500 人议事会、人民法庭的演变、运作机制及其权力，以及官僚制度
奥伯引起更大争议的是他关于「雅典革命」的论断。在 1993 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中，奥伯提出，所谓的「克里斯提尼改革」和法国大革命具有相似之处，实际上是雅典人民一场自发的政治革命。他认为，在公元前 6 世纪末期的雅典，民众已经培养了强烈的公民意识，能够在政治上形成共识，并主动采取行动。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不是由政治领袖发起的政治改革，而是「大量雅典公民或多或少自发的暴力起义」的结果，表明人民「凭着自身的力量、以自己的名义登上了历史舞台」。
上述围绕克里斯梯尼改革的争论实际上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时期。1992-1993 年，雅典民主政治的研究达到一个高潮，乃是因为，西方知识界掀起了一场热烈的庆祝活动，纪念民主政治诞生 2500 周年，而克里斯梯尼改革被看成是民主政治诞生的标志，因而备受关注。一时间西方世界主要的学术与政治中心纷纷组织关于雅典民主政治的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大量学术论文集
不难看出，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热情和纪念带着强烈的现实关怀，而这样的现实关怀可能影响到我们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认识。实际上，把公元前 508 年克里斯提尼的改革看成民主政治的诞生是有问题的。首先，对于谁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者，历来存在争议。在古典作家中，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1273b35-1274a11）和《雅典政制》（41.2）中都十分确定地把梭伦看成雅典民主政治的缔造者。虽然在此之前，希罗多德认为克里斯提尼建立了民主制度，但并不能因此而轻易否认《雅典政制》的说法，因为它毕竟是专门研究雅典政治制度的著述。同样，对于谁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者，现代学者也存在争议，既有学者认为梭伦是民主政治的建立者，也有学者坚持要到公元前 462 年埃菲阿尔特（Ephialtes）改革之后，民主政治才算完全建立起来。其次，更大的问题在于，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古风时代早期执政官（archon）由终身制转变为一年一任，到梭伦立法，再到克里斯提尼改革，再到埃菲阿尔特改革，这一系列的改革最终造就了雅典的民主制度，其中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因此，忽略其他环节，刻意强调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难免是武断的。
最后，把古代希腊民主政治和现代西方民主政治联系起来，追溯其诞生，庆祝其 2500 年的历史，意味着民主政治有一个连续不断的谱系。而正如美国学者巴里·斯特劳斯（Barry S.Strauss）所说：「谱系即是意识形态。」
七、希腊经济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科学蓬勃发展，其理论和方法在 20 世纪中期以后大举进入历史学领域，对史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乃至可以说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社会科学化了。芬利恰恰是将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古代希腊罗马史研究中的先驱和开拓者，由此奠定了他作为一位古代史大家的地位。
芬利建构的分析模式使得古代经济史研究彻底走出了「原始派」和「现代派」的死胡同。《古代经济》出版以后，迅速成为绕不开的经典，芬利的分析模式也成为主导古代希腊罗马经济史研究的「新正统」模式。
八、性与性别研究
多佛尔之后，对希腊性关系研究影响最大的是米歇尔·福柯。他在《性史》中提出，性关系在根本上是一种文化产物，而非自然决定的，也就是说，人们的性行为主要是社会规范所塑造的，而非生理主导的。在论及古代希腊的性关系时，他也接受了多佛尔的说法，把主动和被动关系看成是希腊人性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
福柯的社会建构理论同样深刻影响了古代希腊的同性恋研究。在 1990 年出版的《同性恋一百年》中，大卫·哈尔帕林（David M.Halperin）提出，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区分是 19 世纪末以来的建构，古代希腊人并没有这种类别区分。因而不能用这种概念框架来分析古代希腊的同性恋，而应该从性关系的整体角度来进行考察
以此来看，古代希腊人的性关系不是相互的和合作的，而是一种两极化体验，「它实际上把参与者划分、分类和分配到不同的和极其对立的类别之中」。非但如此，性还是等级制的，是统治性的：「主动」和「被动」性伴侣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与社会优势地位和劣势地位同样的关系。因此，「主动」和「被动」的性角色必定与主导和从属社会地位是同样形态的。由此雅典的成年男性公民只能够与地位低劣的人发生合法的性关系（不是年龄上更小，而是社会和政治地位更低），明确地说，他的性欲的合理对象是妇女、少年、外国人和奴隶，所有这些人都不享有与他同等的法律、政治权利和特权。而且，公民的床笫之事反映了将他和他的性伴侣区分开来的差异地位。公民优越的特权和权威在他的性过程中表达出来，表现在他发起性行为的权力、他从中获得快感的权利，以及他取得插入者而非接受者的性角色方面。
基于这样的认识，哈尔帕林进一步提出，应该把古代雅典的性关系放在更大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因为古典雅典的『性关系』并非独立而脱离『政治』的（如同我们想象性和政治是脱离的那样），而是由组织雅典公共生活的同样原则构建的」。这样一来，对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性关系的研究就与对希腊和雅典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分析关联在了一起
另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即萨拉·波梅罗伊在 1975 年出版的希腊罗马妇女史名作《女神、妓女、妻子和奴隶》。该书比较全面地讨论古代希腊和罗马妇女的生存状况，但全书的主体还是希腊妇女，作者按时间线索勾勒出了从青铜时代到希腊化时期希腊妇女的生活面貌。和琼·凯利（Joan kelly）著名的论文《妇女有文艺复兴吗？》提出的问题一样，波梅罗依的一个核心论题是说，雅典民主政治的兴起非但没有给予妇女权利，反而意味着对妇女更为沉重的全面压迫。相比而言，无论是在古风时代，还是在贵族政治的斯巴达，妇女的地位都要高于雅典。当然，她对青铜时代和古风时代妇女地位相对较高，而到古典时代妇女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的判断实际上是值得商榷的，这是因为她对早期的史料做了表面解读。在该书的第二版前言中，作者坦言她应该修正自己的看法，希腊历史早期的妇女和古典时代同样地位低下。
九、希腊化研究
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和马其顿—希腊征服者和谐相处，创造了一个多种文化交融的文明。亚历山大大帝被描绘成具有世界大同理想的统治者。这种观点在英国权威的希腊化研究专家塔恩于 1948 年出版的名著《亚历山大大帝》中达到了顶峰。在塔恩看来，亚历山大是最伟大的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之一。他把文明世界的发展从一个轨道推向了另一个轨道。他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我必须从一开始就明确说明，我认为在被征服领土上有意识地、理想化地和传教式地推广希腊文化、风尚、文学、艺术和宗教的整个说法是个用心险恶的神话，把这说成是亚历山大或者其后继者进行征服的最终目的就更难以置信了。这一神话加上时代错乱的基督教福音主义和受普鲁塔克影响的一厢情愿的想法，目的是（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为实质上大规模的经济与帝国主义剥削——尽管它以浪漫的面目出现而广受欢迎——进行辩护。
澳大利亚学者博斯华兹先是出版《征服与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对其残忍的征服和统治进行了阐述，而后又在《亚历山大与东方：胜利的悲剧》中，把亚历山大的征服与西班牙殖民者对美洲的征服和对印第安人的屠杀相比，强调了其给东方带来的破坏性以及给被征服人民带来的苦难
第五章 学术资源
四、网络资源
古典学图像资料数据库：前述「帕修斯数字图书馆」包括部分图像资料，但牛津大学的「比兹利古典艺术档案库」（The Beazley Archive）则是最为权威的古典考古与艺术图像资料档案库，收录照片约 25 万张。其网上数据库分为免费开放和订阅用户开放两类，但免费开放的图像资料亦十分丰富。
附录：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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